阴型城市化：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一条捷径

　　记者 周琳 上海报道

　　近日，有美国学者提出“阴型城市化”的概念，即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约法”和规则制定，加速其城市化发展过程。“阴型城市化”模式的好处在美国费城等城市得以印证。专家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国外有着本质区别，此模式想要在中国发挥其效用，实现省际之间的区域联动，一些政策瓶颈值得关注。

　　阴型城市化：类似“一帮一”式的跨区域城市化

　　“阴型城市化”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涤在其撰写的《城市的阴和阳》中提出的概念，其核心内容主要强调的是类似“一帮一”式跨区域的发展，即“约法城市”的概念：由“担保者”设置自由、平等的市场规则，通过严格的治理和约法促使欠发达地区尽快培养竞争力，其他城市则扮演“资源方”的角色，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劳动力等各种资源。

　　孙涤举例说明，美国费城、卢贝克等城市都是典型的“阴型城市”，通过制定自由公平的治理规则，费城最后上升为当时北美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香港和深圳的代表性也很强。被迫发展而成的“阴型城市”香港，英国给予了它更自由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加上有序的行政治理，使其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城市。深圳划出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一套新的经济博弈规则的制约下，不出30年，就从不足五万人的渔村发展到了超过1400万人的超级城市群落。

　　孙涤得出结论，对于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比如非洲、南亚、中南美国家等，或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走“阴型都市化”的路径，才能迅速改变落后的观念和实践。中央政府可以全面权衡全局性可持续发展，在省级行政区划的政绩业绩的考核中纳入跨区发展的内容，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分担共建“约法城市”的工作和风险，分享其成果和利益，将城市化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国，更需要靠内力和内需来提供资金、技术、流程和制度，靠公平的制度和健全有效的流程来完成中国的“阴型城市化”。

　　具体而言，在中国，由沿海发达地区的一线城市来扮演担保者，主导“承包”并提供约法，包括约法规制、资源和财富分配、行政流程、人才培植、考核治理。通过实际的操作来示范约法如何被落实。资源方面，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由欠发达的内地省份及周边地区来提供，资本、技术及管理人才则可以有国内外的多元来源，迅速扩散沿海发达地区已取得的成果，尤其是观念、流程、财富和机会，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阴型城市化”模式是否适合中国仍存疑

　　本报记者就“阴型城市化”概念采访了多位研究城市化的专家，他们表示，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城市化道路，由于中国和国外城市化进程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学者提出的“阴型城市化”模式如果想要在中国推广，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认为，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撒胡椒面”，即对每个地方都给予补贴，但这样很难使欠发达地区摆脱根本状态；二是培育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条件的迅速改变让产业快速聚集，吸引投资者，吸纳当地的人口就业，当地人口增加对周边带来需求，使周边地区的农产品等价格均大幅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极”，“约法城市”的概念类似如此。

　　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其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三率”倒挂的现象，这在国外是不曾出现过的。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说，城市化的概念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农民转移成城市居民，即“人口城市化”；农村的土地转移成城市的空间，即“空间城市化”或“土地城市化”；农业产业转移为非农产业，即“产业城市化”。在国外，一般而言是产业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可以保留大量的土地和基本农田，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而在中国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产业城市化的现象。从数据上看，土地城市化10年来集中率增长了7%，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集中率增长了4%，出现了“三率”倒挂现象。这样的“三率”倒挂，导致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六个经济发达省市和沿海地区，人口集中率高；而欠发达地区土地集中率高，无限制地开发，用地之后不见产业。

　　其二，专家指出，沿海发展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联动牵手发展是应该的，但跨省域工作开展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在我国，“跨省域”产业联动和工业园区合作成功案例很少，一个省域范围内跨区域的成功案例很多，越往下面发展成功的范例越多。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认为，我国一开始从深圳特区开始改革开放，继而逐渐扩大至沿海城市，再逐渐扩至全国，这一城市化进程有着自己的格局。但是，依靠给予特殊政策实现快速城市化，在某一个时段是可以的，长期来看，凭借特殊政策的经验很难推广，缺乏可持续性。任宁越敏说，“这种模式或许只能带动少数几个案例城市的发展，难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区域联动关键需要突破几个政策瓶颈

　　专家指出，导致“三率”倒挂和跨省际联动难开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行政区经济而非经济区经济阶段，产业联动在操作上还存有一定困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业转移的力度不大，中西部地区又很着急产业转移，做好了大量迎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产业没有来的时候，已经将大片的土地征完了。大量的工业园区闲置在当地，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而产业却没有跟上，土地的闲置化太大，属于没有完全的城市化。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难问题，形成了一个怪圈。“用地越粗放，成本越高，不利于城市化的合理进程。”肖金成说。

　　专家指出，我国想要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快捷城市化，利用“约法城市”的发展模式，关键还需要突破一些政策瓶颈。

　　其一，形成欠发达地区“集中发展”的有效模式。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资源是稀缺的、空间范围比较大，成本就很高，集中发展可以消除物流成本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各种劣势。

　　其二，解决跨区域联动中的政绩考核问题，完成产业转移的无缝衔接。理论上而言，在一个财政体系框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确定合作方式，解决区域之间发展问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说，想要解决跨省域之间的谈判就需要先解决好考核机制的问题，明确GDP、招商引资的增量和财政税收收入等重大问题到底是谁的，尤其是在重大的财税统计考核和干部的政绩评定上，形成框架性的协议。

　　据介绍，长江三角洲200多个工业园区已经形成良好的园区联动，上海、浙江、江苏三地政府逐步认识到区域联动的重要性，而作为发达地区的上海，由于其土地资源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提前主动拿出可行性的框架意见，形成了产业转移良好的互动。

　　其三，城市化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在三个转移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纯农民也能享受城市的文化和建设成果，这个才是完整城市化的概念。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说，未来城市化除了依靠工业化之外，还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让更多的人口享受更好的就业和相应的保障待遇，政府需要承担起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居民所有的社会保障和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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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阴与阳

　　孙涤

　　一个城市的天然环境和导向策略，决定了它所需要的劳务和才能的类型，包括体力、沟通、分析、创新等各方面的技巧和能力。从这些技能的结构和比例，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城市从发展的角度是倾向于“阳”——倚重设备和体能，还是倾向于“阴”——注重沟通和协同。

　　农业、采掘业、建筑业、制造业大致上属于“阳”类产业，而文艺、教育、医护、保健、各类高低端的服务，则属于“阴”类产业。

　　所以不难理解，女性擅长于人际的沟通、了解及关系处理，在“阴”类工作中占有优势，正如男性在力气活和机械设备的操作上占有优势，适于做“阳”类的工作。人类的经济运作靠着技术进展、组织文明、流程规范和信息化的不断突破，越来越趋向“阴”，而把“阳”类作业甩给了设备和程序，这类作业容易被简化或自动化。也就是说，除了武力冲突和体育竞赛一类的活动，女性的优势将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可。城市化很明显地在偏袒女性，正在加速这个“阴盛阳衰”的进程。

　　我们对这个长期趋势的宏观判断，至少有两个依据：一是发达经济体所经历过的发展轨迹；二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定，认为人们的行为和偏好会随着收入而经历类似的变化，并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呈现出来。下面的一些数据描述的虽是美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情况，却会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并形成正确的预期。

　　2008年以来美国新增加的失业群体，只有1/4是女性；2009年开始美国否认就业人口里，女性超过了一半；管理和行政等较高级的白领职位中，女性开始占了多数(51.5%)，而且这个趋势在扩大；美国拿到本科学位的人，平均五个里面女性超过了三个，而女性得到硕士学位的也有60%之多；超过42%的MBA学位、一半以上的医学博士和法学博士也是颁给女性的。在美国的法律事务所里，女性雇员占了45%，银行和保险业中女性员工占了一半以上，会计师里则有54%是女性……

　　总之，在美国，被预测就业增长最快的15个行业中，有13个(门卫和电脑工程师除外)由女性占主导地位。与此对照，男性的工作前景颇不景气。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员工已被裁掉600万人，超过了全部就业人口的1/3，而且几乎很难得到恢复。就目前的情况，失业的男性劳动力几乎达到20%，创下历史新高。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比例才5%。据MIT的一个经济学家M.　Greenstone测算，男性劳工的真实工资的中位值在1973年达到了顶峰，和那时相比，目前已经下跌了32%之多。

　　这一系列深刻改变的背后，有两个深层的原因：

　　1、女性的主动拼搏。她们认识到，要能更多发挥自己的价值，得靠教育。上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完成高中教育、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比例迅速提高，新增人数远超男性；

　　2、女性的时来运转。技术和组织进步到现今阶段，要求的劳务更适于女性的长处：耐心细致、善于语言沟通、善于人际交流，正符合新增长的服务业的生产力要求。

　　作为结果，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子女养育、收入职位，无不随之起了质的变化。目前美国的家庭收入中，42%以上是靠女方赚来的，这个比例在上世纪70年代还只在2%到6%。而且目前的美国家庭里，母亲的收入超过了父亲的，10家里有4家。

　　所以，我们了解一个城市的经济属性，要看它是属“阳”性还是属“阴”性，其中主要的，是看城市的工作人口在性别和技能上的构成。

　　在宏观上，对一个训练有素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决定要到哪里去定居、怎样谋求职业上的发展，甚至对一个中学生如何挑选哪个专业，都会有所指引。在微观上，一对新婚夫妻的独生宝宝是男是女，显得越来越不是那么重要了。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本文略有删节)

　　视窗

　　有效城市化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

　　——访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

　　记者 孙浩 华盛顿报道

　　36年前，当托尼·赛奇以英国学生身份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时，并未料到此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城市化可展现出如此宏大演进。这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发展新阶段将不可避免须面临一系列挑战，最重要的是如何实践有效城市化。

　　托尼·赛奇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公共政策项目负责人。为配合教学研究所需，他近期在哈佛大学启动了一个中国案例研究项目，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中不同领域的政策现象展开调研，包括他本人近年来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城市化问题。他目前正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家胡必亮合著新书《中国乡村，全球市场：中国农村发展中新集体所有制的作用》。

　　赛奇在专访中强调说，对中国而言，下一阶段积极推动有效城市化至关重要，以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等问题，推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能否实现鼓励创新、提高生产力、产业升级，以成功吸收持续增长的城镇人口。”

　　赛奇说，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遭遇瓶颈。挑战之一，随着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民对土地依赖日趋降低，农村生产力大规模涌向城市，如何构建一个有效架构来吸收庞大农民工群体，如何帮助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从“融不进城市”和“回不去农村”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从而真正成为城市资源享有者、发展红利获益者，如何建立有效福利保障机制支援他们脱离土地后的生活。“这个问题在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农民工身上会更为凸显。”

　　挑战之二是如何对待留在农村的人口。赛奇说，中国农村较穷困人口目前主要集中于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在农业人口转移向更高生产力的工业或服务业领域的同时，大规模发展商业性农业才能有效提高农村土地经济产出、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但目前这在中国还存在难度，须尽早找到应对之道。

　　不过，赛奇也指出，对比此前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战略时期，中国现有农村政策无疑正在发生显著转变。“我们看到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改革开放并未让所有群体利益均沾，并正在进行重要尝试，希望尽快改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包括‘低保’政策从城市贫困人口向农村贫困人口的扩展、对农村医疗保障系统的改革和完善等，这种再分配的理念相当重要。”

　　在整体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人口特征正在发生重要改变，尤以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最为凸显。对此，赛奇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已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社会面前一道综合性难题。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将于2015年至2016年开始面临负增长，意味着太少劳动力要支撑太多退休人群，对希望保持增长势头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不小负担，中国政府必须在保持增长和完善养老保障体制之间做好平衡。

　　尽管人口红利已接近底部，但赛奇认为，“中国经济不必非要面对硬着陆的境地”，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原因之一在于预计今后十年还会将三四亿人口带入城市化进程，可为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与此同时，赛奇也提醒两个警讯值得中国政府关注。第一，作为下一发展阶段正常现象，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2020年左右届时可能降至4%至5%水平，但真正挑战在于届时中国城市大部分投资减缓，人口特征已发生较大变化，比较优势逐步削弱，中国能否找到良方避免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脱离陷阱的优势之一在于中国人口基数已然庞大，可充分挖掘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可忽视，仍须警惕宏观风险。在可持续的融资层面上，恐怕一直以来对城市地区的高投资力度届时将难以为继，但城市化进程诸多问题届时又亟待解决。

　　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地位提升，以及中美关系日益牵动着全球神经，不懂中国事务难以真正了解全球问题，因此中国问题研究受到美国一流学府学者和学生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此，赛奇回忆说，“记得我12年前来学院任教时，对中国感兴趣的同僚学者只是少数，但如今大多数人都密切关注中国某个或多个领域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主动开展中国案例研究。这些案例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模式’，在一系列全球化议题上也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广泛适用性。”

　　他告诉记者，随着中国重要性日益加强，不少学生自发地希望在走出大学校门前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也相信中国是他们今后学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课题。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了解也让年青一代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认同中国正专注于积极解决国内艰巨的发展任务，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也随之削弱。

　　今年又逢美国大选年，在外交、贸易等领域对中国展现更强硬姿态似乎是两党竞选阵营惯常策略之一。对此，赛奇认为，在大选政治周期内，在美国的确会出现更多不利中国的声音、姿态和行动，但竞选人真正当选后将意识到有必要保持正常化的美中关系，而中国对此类美国政治现象的理解和处理也已更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