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睦邻政策：融入多个区域

　　 土耳其是由敌对国家包围的，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土耳其人早已习惯的想法。土耳其的国家民族精神提醒我们，土耳其一直有众多的敌人。这些继承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的精英，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奥斯曼帝国以前领土。奥斯曼帝国后期和共和国初年精英用身体来保卫这些疆界，从北非一直延伸到巴尔干、从高加索一直到中东。但这些领土还是残酷地失去了。几十年来，土耳其安全机构的建立是用来观察土耳其的邻国谁会像在前奥斯曼时那样，在它最薄弱的时候背叛它、攻击它。

　　 土耳其传统的观点是，它的邻居不仅是因“背叛”和“出卖”而被怀疑，而且是因为这些背叛是受“欧洲列强”帮助和鼓励。

　　 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这个新国家的创始人要求通过独立战争来满足边界安全和敦促他们对这个状况采取现实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决策者以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解释了这一格言，而没有采取传统的回避方式对待它的邻居们。

　　 然而，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土耳其的外部环境。第一次海湾战争很快显示土耳其是多么不愿卷入复杂的区域问题。埃杰维特内阁1999年推出了区域外交政策的概念，但是这个想法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也缺乏一个全面的知识框架。然而，AKP的崛起和政府新精英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土耳其对邻近空间的看法。土耳其新的外交邻里政策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其智慧灵感来自于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阐述的战略深度概念，达乌特奥卢在2002年7月是第一个给首相提出外交建议的人。那些邻国都是煽动分裂破坏国家的敌人的观念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邻国的重新定义，邻国是兄弟、亲人、与我们分享同一个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人们。

　　 土耳其推行新的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动力是与国家历史、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独特的重联。在这里，我是指一种新的意识，这种意识渗透到了土耳其社会的各个部门。对土耳其独特的战略深度的认可促使这种意识在精英水平上。不把土耳其看作是欧洲的边缘，也不它看作是在北约地区的东南角，这个新的对外政策回归了土耳其在非洲-欧亚的中心的地缘政治地位。更独特的是，它把土耳其放在了五个交会的地区的中心，这五个地区是巴尔干半岛、黑海、高加索地区、中东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土耳其的睦邻政策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重新定位”。这个方法代表一种对土耳其的从属关系和战略身份的重新评估，使计算如果地区稳固、可预测的和安全的就会促使土耳其安全成为必需。就像达乌特奥卢所写的：

　　 如果我们希望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安枕无忧，我们需要保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osnia-Herzegovena）的人高枕无忧。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中东、高加索，他们需要和平，我们的对外政策要求我们与我们的邻国和平相处。

　　 这个政策力图让土耳其与紧邻的邻国相融合。它的目的是建立新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来减少土耳其与其邻国的冲突。在操作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土耳其的睦邻政策：

　　 1.加强和我们邻国的政治对话。

　　 2.增加我们与邻国的贸易和能源关系。

　　 3.鼓励与邻国之间直接的人与人的接触。

　　 因此，与邻国高水平的政治接触有了几何级数的增加；贸易和能源的链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成倍的增长。结果，土耳其已经大力着实多样化对外贸易投资组合。土耳其的软实力已经变成在其对外和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土耳其的音乐、TV秀、电影和足球队受到周边国家史无前例的欢迎。自由的签证制度培养了贸易关系，也增加了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

　　 虽然对于土耳其周边的任何地区都没有概念上的差别，但是从安卡拉（Ankara）通往中东总会受到特别的关注。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美国对占领伊拉克和中东随之而来的事件使土耳其决策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个区域。其次，AKP在这个地区有广阔的传播网络，新政策可以很好地在那开展。AKP政府保守主义的本质、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原则性立场和它在大量区域冲突中的调解地位，使土耳其对中东具有吸引力。然而，土耳其最大的成功是它的信誉对于进步精英来说是一个楷模或者一个启发。AKP和土耳其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了链接伊斯兰与普遍价值、少数民族与人权的一个参考和一个成功的模式。另外，当美国和欧盟由于全球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严重下滑时，土耳其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里却保持稳步增长，它的GDP在七年里也翻了三番。

　　 土耳其人视自己为新兴的“霸主”：该国曾于2009至2010年担任过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并且是G20集团的创始国之一；首都安卡拉曾两次主持伊斯兰会议组织；并且持续地与欧盟谈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一切表明了土耳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力量在全球统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广泛的宗教认同和对世俗主义更开放的意愿带来了其对伊斯兰国家尊重前提下的更大程度的开放包容。大部分土耳其人密切关注中东问题，同时也对邻国事务普遍敏感。土耳其人密切关注近来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

　　 土耳其的睦邻政策与欧盟的睦邻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土耳其的睦邻政策与欧盟睦邻政策奉行同样的目标。以安卡拉的立场，土耳其的睦邻政策不仅是渴望加入欧盟的策略选择，同时也是一种责任的分担。但是，欧盟没有完全地认可和赞许土耳其的分担性的努力。更糟糕的是，欧洲有人认为土耳其正在实行一种竞争性的外交政策。谈判过程的持续不稳定状态知识在不断地激化与欧盟的摩擦。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在欧洲抬头，减弱了土耳其民众对加入欧盟的热情。

　　 土耳其不断增加的自信时常遭遇欧洲的傲慢，他们视土耳其为一个普通的申请国而非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也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重新定位的过程。当土耳其正为其与华盛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而欢欣，这种关系却遭到了伊拉克入侵的致命打击。允许库尔德工人党重建并放纵他们对土耳其的暴力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安全危机

　　 尽管土美关系变得更复杂，但土耳其民众主要看重以下三个要素：第一，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第二，在中东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第三，美国国会如何看待亚美尼亚问题。并且，土耳其的决策者不认为他们的睦邻政策与同美国的关系有抵触。相反，土耳其认为她正在为减轻负担和促进局部地区缓和贡献积极力量。事实上，土耳其确实在处理其同中东邻国关系中促进民主，人权和性别平等。早先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和埃及的民主派力量的支持在该地区曾引起广泛关注。

　　 正义与发展党的兴起标志着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所说的“土耳其的第四次复兴”。提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繁荣阶段，是一种暗示：土耳其新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清楚地看到了与奥斯曼时代的连续性。但安卡拉仍对新奥斯曼主义的威胁十分敏感。土耳其不想被局限于一个可能招致不必要的反对和疑问的新奥斯曼体系内。之前的复兴时期离不开为适应改变着的宗教和环球条件所做的巨大努力。土耳其当前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一种为冷战后的外交和安全事务环境所做的调整，及国家为塑造这一时代所做的自我尝试。

　　 土耳其完全认识到了在地区与环球秩序中的构造转变。她正试图以一种置安卡拉为视野中心的方法来回应这些转变。此外，评价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选择不能脱离于环境，而是必须考虑到地区冲突、美国对地区和全球事务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看法，以及欧盟内部对土耳其压倒性的质疑。从这一点看来，土耳其正在面临一场全球秩序的变迁。当全球事务的重心、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正在加速从欧洲向东方转移，这快速变化的世界既充满挑战又蕴藏着机遇。土耳其的睦邻政策是对这种历史性变化的深刻回应。

　　 指责土耳其已经背离西方的说法是草率且无意义的。土耳其的地理位置的事实决定了她必须参与东西南北四方的事务。这既不是一种随意武断的选择也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必要。今天的土耳其除了沿袭了过去拜占庭和塞尔柱帝国的大部分版图，还沿用了它们的象征标志——双头鹰，既望向东方也望向西方。因此，土耳其试图参与双边的地缘紧张局势并以此来消除危险确保安全也就在意料之中。土耳其不是要复兴奥斯曼帝国。相反，她在寻求一种历史上的融入，从而纠正冷战时期的异常。这种融入只对我们传统的盟国和邻居有利。

　　 从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和文明的角度来看，一个新的土耳其正在形成。这个新的土耳其在与欧盟的关系上，不会满足于一个脆弱的、不公平的和不平等的关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理背景下，它追求一个适当的、受尊重的和有尊严的地位。我们的睦邻政策是达到这个新的区域位置的重要步骤。

　　 （张德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