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世界中的多极化欧洲

　　 当今时代，重大的战争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破碎。动荡局势往往被手握重权的领导人控制，他们把支离破碎的国家关系重新组合起来，以便创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根据约翰·伊肯伯里的研究，这种战后重建事务往往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领土和经济的恢复，战败国的整合，以及新的规则与机构的建立。

　　 然而，与该模式相比，冷战后出现的秩序却是一个特例。虽然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二十多个国家，但是领土却从来没有成为议程的首要问题。因为国家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从来没有提出过战败国家的统一问题，也没有创建新的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试图将北约和华约埋葬在一个欧洲坟墓中的“共同欧洲家园”设想也破灭了。从那时起，新的欧洲秩序仅仅体现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西方国家的不断扩大和冷战时代的制度中。德国的统一是欧洲统一的典范。

　　 在20世纪90年代，这看来似乎是冷战结束的自然结果，也就是欧盟的“单极时刻”：主要寄希望于美国的硬权力能够支撑欧洲软实力的传播，并促使所有地区权力进行整合，以产生一种自由的秩序。在此秩序上，法治、共同主权和相互依赖将逐渐取代军事冲突、力量均衡和势力范围。

　　 罗伯特·库珀对欧洲共识的总结如下：“1989年不仅结束了冷战或者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结束了欧洲（可能只是欧洲）三个世纪的政治制度：力量均衡和帝国愿望。”欧洲对和平与安全的愿景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或称为“民主扩大化”范例。欧洲的决策者暗中将中欧成功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经验普遍化，把扩大范围看作是唯一能够保证旧大陆安全和繁荣的方法。基于欧洲委员会的条款、欧洲常规力量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条约，他们认为通过干预和主动监视能将俄罗斯纳入新的欧洲秩序。

　　 这种方法基于一个假设，即俄罗斯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并已认识到“后现代”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在这种单极欧洲的愿景下，土耳其——冷战时期欧盟最长期、有抱负的盟友，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也是如此。欧洲的决策者们也许会有一天同意将土耳其纳入欧盟，但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却不能达成一致。

　　 单极化欧洲的结束

　　 欧洲人急于为一个多极世界的崛起而喝彩，但却没有及时发现一个多极化的欧洲也同时产生了。1989年后的欧洲秩序到底何时失去了合法性，仍然没有一致的观点，但很显然，近十多年来，欧盟试图用多边秩序替代单极化欧洲的愿望已经逐渐消失。

　　 我们不应该再把欧洲这二十多年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围绕欧盟和北约展开的单一进程，而应理解为四个平等势力发展的过程——它们均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且都缺乏经验、无力和脆弱。多极化欧洲中最发达的两个极当属欧盟和俄罗斯。但缺乏远见的欧盟领导人未能明白土耳其将会成为独立的第三个极。第四极则存在于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成立的新主权国家中。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立单极多边欧洲秩序的尝试已经失败，因为上述四个势力中的任何一个对此尝试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这四个势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欧盟内部的计划考虑了以共同主权为基础的安全问题。它拒绝将武力使用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且有意推动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在世纪之交，随着北约和欧盟影响的持续扩大，许多欧盟成员国政府就有关巩固欧洲安全秩序的想法达成一致，这种做法也逐渐延伸到大陆的其余地方。但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欧盟成员国政府未能表现出其领导才能，屈服于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不断上升的反对势力。与此同时，邀请前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热情有所下降，特别是俄国-格鲁吉亚间发生战争之后。这是因为许多欧盟成员国担心不断扩大的北约会造成对俄关系不必要的紧张。

　　 其次，与欧洲相比，俄罗斯后帝国的事业可以理解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号召国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俄罗斯上层人士们努力创建一个可以融入全球经济，但同时又能保护其内部政治不受外部影响的硬壳状态。俄罗斯对以北约和欧盟为中心的欧洲秩序从来都不妥协。在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容忍却不接受西扩，因为他希望这样做可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后仍可以维护其大国地位和影响力。无论如何，俄罗斯当时薄弱的力量是很难扭转局面的。然而，这种务实的普遍想法因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而告终。从那时起，俄罗斯不断地发展成为修正主义大国。它已阻止了欧盟和美国的倡议，让从欧安组织到联合国的活动苍白无力，甚至在2007年宣布它不再受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约束。

　　 再次，土耳其的后凯末尔进程，是依靠自身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以欧盟为导向的“穆斯林民主”。作为一

　　 个地区大国，土耳其的崛起促进了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成功。然而，这个过程是矛盾的，它导致了土耳其的反西化政治身份，并改变了土耳其先前国内和外交政策非宗教的色彩，在此之上创造了新的宗教领域。在冷战后的前十年间，土耳其超越了自身的角色，它宏伟的战略使其不但成为北约成员国，而且变成了欧盟的候选者。尽管土耳其仍然是一个西方民主盟友，但是它依旧不断地想要用其西方俱乐部二类成员国的身份，换取有全球话语权的地区大国地位。

　　 最后，新的独立国家在这三个新兴极间的灰色区域间建立。欧洲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稳定的大陆，但事实上，与其他任何地区任何时间相比——除了非洲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欧洲在1989年以来二十多年的时间中有更多的国家建立。苏联解体共产生了15个新国家，南斯拉夫7个，捷克斯洛伐克2个。此外，还有4个“无法确认的国家”，而另一些也想加入它们的行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巴尔干地区的暴力事件已大幅消退，但许多新成立的国家仍然容易出现危机和不稳定现象，它们受薄弱国力（包括腐败、分裂主义冲突和种族热点）的困扰，同时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和潜在的外部干预的压力。然而巴尔干国家仍然渴望加入欧盟。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没有按照欧盟的标准改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反，许多国家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平衡点，以巩固其自身的主权——也就是“新铁托主义”战略。乌克兰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它在民主改革与用欧盟来抗衡俄罗斯之间摇摆不定。

　　 由于对美国态度的重要转变，前述四个势力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在冷战和冷战之后不久，美国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权力大国。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却表示，要颠覆其角色，成为一个欧洲近海岸关系的权衡者。但是随着其焦点转向世界上其他新兴权力国，美国在旧大陆的利益急剧下降。这对欧盟、土耳其和俄罗斯来说，影响巨大。美国希望联合那些想在阿富汗等欧洲以外地区开展行动的16个国家，这使得它没有时间、耐心和资源在他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欧洲大陆创建秩序。美国越来越希望欧洲可以照顾自己。

　　 土耳其与欧盟

　　 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完成了1963年9月的一项联合协议。虽然在1995年底关税同盟生效，直到1999年12月12日，欧盟才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承认土耳其是其候选国。2000至2001年萧条期后，土耳其的民主改革和强劲增长为2005年10月3日入盟谈判的开幕铺平了道路。

　　 然而，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35个议题中只展开13个，仅完成科学与研究一项。因未遵守2005年7月所谓要打开土耳其对希腊塞浦路斯贸易港口和机场的安卡拉议定书，超过14项议题被欧盟委员会或塞浦路斯单方面冻结。法国虽然同德国和其他一些成员国一样，认为土耳其应被授予“特殊伙伴关系”，但是也阻止了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区域政策、农业、财政和预算等议题。

　　 其他欧盟成员国，如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芬兰和瑞典坚决阻止土耳其入盟。根据德国马歇尔基金，欧盟内部成员国对土耳其的公开支持率从2004年的73％陡降到2010年的41％。现在只有23％欧盟公民赞成土耳其入盟，而2004年该比例为29％。2010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指责“一些欧洲国家”把土耳其推向东方。

　　 多极化世界中的多极化欧洲

　　 失控的邻里关系

　　 欧洲的新兴多极化像世界的多极化一样，是不对称的。三大新兴极之间不断增加的相互竞争，造成了差距和分歧的产生。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市场和超级经济体，俄罗斯和土耳其位居其后。俄罗斯是一个核超级大国和独立大国，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欧盟的候选人。我们认为，土耳其能成为欧洲一个新兴极，不是因为其人口和经济（虽然预计两者在未来十年会大幅增长），而是因其着重塑造欧洲的安全身份和扩大外围影响力。两个欧盟外长最近承认，土耳其在西巴尔干和中东“已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员”。如果欧盟成员国通过继续拖延谈判和拒绝打开新议题来阻止土耳其，他们会发现，土耳其一定会发展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来与欧盟的外交政策竞争。

　　 欧洲多极化的风险在于，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三个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影响了从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产生的新国家所构成的邻里关系。而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特别之处是，其他欧洲国家只有“邻居”，而这三国都宣称，他们有“邻里关系”。他们根据自身的战略构想，已制定了塑造其邻居的政策。这些邻里关系不断地相互重叠，产生了大国之间强烈竞争的风险。但这种竞争也允许国家从不同的邻里政策中进行挑选，使任何大国都越来越难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最近产生的四个危机及相应反应，可以最恰当地解释欧洲的多极化过程：2008年2月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前和之后的地位问题；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的战争； 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的危机；以及国际社会促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修改宪法的失败。

　　 科索沃的最终地位，表明了国际机构如何陷入大国竞争。西方国家断定，莫斯科终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支持科索沃独立，但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尽管科索沃本身对俄罗斯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在一个更加多极化欧洲秩序的创建中，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对克里姆林宫非常重要。因此莫斯科在联合国会议上阻止科索沃独立，进而增加了种族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是一个传统政治势力范围的例子。很容易看出，西方和俄罗斯这两个超级势力之间存在“有争议的邻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为地区内的决定权而斗争。俄罗斯对抗格鲁吉亚，是为了表明自己要在前苏联领土上获得特权的意志。对土耳其来说，冲突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大国的地位。

　　 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的局势是欧洲安全存在潜在危险的一个突出例子。在该中亚共和国中，俄罗斯和欧盟要限制其他国家的参与，以保证它们的特殊利益（例如中转航线），却不愿意为这样的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里，风险不是老式的军事对抗，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冷漠和无所作为酿成了该国的动荡局势。

　　 国际社会没能促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宪法修改，这一失败说明了当前失调体制环境的另一个风险。谈到当前克服波斯尼亚僵局的问题时，欧盟与土耳其有着相似的目标。虽然土耳其注重调解和发展与地区内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双边关系，以便不断增加其在该地区政治和经济上的参与度，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支持所谓“布特米尔过程”（Butmir process），以及欧盟和美国所倡议的宪法改革。对土耳其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显示能给予它所需要的支持，而不是解决危机。

　　 这四个例子表明，欧洲国家为建立秩序所采取的整合、干预、遏制和调解等方式具有局限性。在任何情况下，欧洲的主要安全论坛（欧安组织、北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都没能防止危机的出现，也都没有解决危机。总的来说，这些危机表明，欧洲是冷战机制的集合体，这些机制不再起作用，不能再满足欧洲范围内其他国家的需求。

　　 多极化欧洲的国家中，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三个新兴极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会塑造欧洲未来几年的安全议程，也将确定欧洲大陆外围不稳定的趋势。作为对新兴多极化欧洲的响应，许多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势力已经开始尝试“扩大民主”的范式，这一范式被认为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现实主义”。

　　 许多西方的决策者们受这一观点的引导，更喜欢把俄罗斯——尽管有修正主义倾向——看作在许多领域与它们存在利益重叠的大国。换句话说，它们不断尝试适应而不是改变俄罗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奥巴马总统试图通过认可俄罗斯在欧洲的新角色并提升莫斯科在现存冷战机制中地位的方法，来“重置”与俄罗斯的关系。这种方法既有最低要求的形式（其中涉及将俄罗斯纳入导弹防御系统，或推动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又有最高要求的形式（其中涉及邀请俄罗斯加入北约）。然而，以利益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没有更多能力去创造一个真正的欧洲秩序。重塑欧洲秩序或许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做法，但存在三个严重的弱点。

　　 首先，它着重把俄罗斯看作一个全球强国而非欧洲强国：虽然可以从俄罗斯得到支持，抵挡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威胁，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可以帮助解决有争议的邻里问题。其次，它低估了俄罗斯在保持自身开放性选择方面的兴趣：俄罗斯在寻求与西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继续把自身定位为“金砖四国”的一员。第三，它忽视了俄罗斯和东欧由于对威胁抱有不同看法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俄罗斯把任何没有包含它自身的联盟或安全组织视为敌对方。

　　 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需要新思维。欧盟可以不采取措施来阻止欧洲范围内的权力扩散。但关键是，它是否能通过多边合作而不是运用势力范围来实现多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