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欧洲

　　 欧洲人想从跨大西洋关系中获得什么？他们尝试如何得到它？他们成功了吗？任何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会立即碰到亨利·基辛格的疑问——你在和谁说话？不管怎样，在这个文本中“欧洲人”是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欧洲很多著名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有的在布鲁塞尔，有的在各国首都。我们还咨询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些顶级专家（主要是学者或评论员）的专业意见。如此调查得出的结果不能说是最权威的，但是共识的重要模式和因素早已出现。这突出表现在欧洲人如何形成他们对跨大西洋关系的看法上。这些观点并非出于客观的利益计算，而是基于他们自我暗示的关于自己的世界位置的国家神话。

　　 几乎没有例外，欧洲人依然将跨大西洋关系看得至关重要。我们一半的回答者认为，对他们国家来说，惟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和华盛顿的关系；对几乎所有其它回答者来说，它仅次于和邻邦的关系。欧洲人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烈兴趣，就表现了对华盛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奔向白宫”和接近新一届政府的渴望；然后无穷尽地阅读有关奥巴马旅行计划的稿件（甚至对餐馆的选择），而不在意针对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新兴政策。

　　 我们发现，这种全神贯注并非基于任一特殊的欧洲成员国对欧洲整体的态度。相当多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荷兰和葡萄牙）喜欢把自己看作欧洲和美国的“桥梁”，仿佛“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是两种争夺欧洲国家忠诚度的角力场。但当我们要调查对象判断，相比一般化的欧洲，他们的国家是偏向大西洋主义还是欧洲主义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把自己搁置在布鲁塞尔为一端、华盛顿为另一端的线性框架内。当然还有其它层面，比如说，英国在一极，比利时在另一极。但是绝大多数回答者称，他们的国家越来越忠于某一立场而非采取中庸态度。

　　 看起来大多数欧洲成员国有一种强烈的群居本能，它们大多数承认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双重身份，而且热切希望二者和谐运作。至于像塞浦路斯那样对双方都没有好感的国家相当少。避免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欧洲人的一种特殊关注。在我们的访谈中，欧洲绝对不能和美国冲突的论断经常被强调：伊拉克战争和对中国禁运武器的夭折等插曲表明，欧洲统一体在面对真实的美国压力时总会发生分裂。

　　 欧洲对美国意图的高度敏感，不仅适用于那些可能导致冲突的事务，正如我们即将讨论的，它还会把欧洲的这种态度渗透到更广泛的世界。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无论是对整体的欧洲还是个别国家而言，华盛顿的政策和反应成为欧洲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通常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而结果是，双方都未获益。

　　 欧洲想要什么？

　　 那么，欧洲想从跨大西洋关系中获得什么？或许因为他们与它的密切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我们访问的欧洲官员和政治家中，很少有人能够轻松地讨论欧盟或者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和华盛顿打交道时应该寻求的具体目标。一个德国的政策制定者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恢复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信赖，这样其它任何事情通过暗示就变得像朋友之间一样清楚。一个布鲁塞尔的高级官员说，在任何其它双边关系中通常都会考虑自己的目的，但欧洲人对跨大西洋关系“往往不这么想”。欧洲人多半仍对奥巴马总统很感兴趣。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他重视气候变化，并且一上任就着手处理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但是，总统换届的舒缓情绪并不等于议事日程变化带来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的访谈者认为，欧洲对美国有一种团体议程的想法是冒风险而不合时宜的。正如第一章所说，2008年法国破天荒的创举——讨论欧洲整体可以向美国新总统推荐优先考虑哪些事情——大部分可能源于那时他的身份还不明确，在美国政府过渡时期，没有人需要因为联合起来对付华盛顿而感到愧疚。

　　 然后，欧洲人肯定想从华盛顿获得一样东西，那就是被咨询。这不仅仅是确保它们依旧和美国保持“相关”，它还反映了欧洲人的普遍观点：无论美国人是否意识到，他们还是需要欧洲的建议。作为罗马的美国需要雅典智慧的念头早已根深蒂固。如果欧洲人有机会向他们合理地解释事情，那么美国就可以避免那些可能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破裂的错误。美国采取另一路线并非因为它的误解，而是由于它的利益不同，这一点让欧洲人觉得很难处理。如果充分详细磋商，欧洲人相信欧洲和美国最终会站在同一立场。

　　 欧洲人不太容易承认，咨询也使他们搞清楚应该选择哪条路——无意识地调整他们的态度以与变化了的美国观点保持一致。奥巴马在书写对他的阿富汗战略的评论时，等候室的欧洲人感到特别不安。这并非因为他们要提出一个自己倾向的战略。问题是他们不能接受美国的新战略作为他们自己的战略，直到他们搞清楚它是什么，在这之前他们是迷失方向的。

　　 为了获得不同于“相互信赖”和“咨询”的答案，我们询问了每一个欧盟成员国的专家：在他们看来，本国和美国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缺乏一套共同的欧洲优先考虑的事情；引用的事例遍及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一些诸如气候变化、民主化和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地方观念”也占了很高的比例，特别是一些小国（比如说，马耳他的非法移民问题），这表明了在欧盟因缺乏职权或共识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存在一种试图越过大西洋寻求帮助的倾向。即使回答者说起“投资和贸易”的重要性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个别的国家利益：委员会捍卫的欧盟整体利益，实际上已经委托给脱去了国家意识的欧盟级别的机构了。

　　 安全和国防问题并不在上述观点和优先性不一的范围内，3/4的回答者认为这个问题位列前三，而且是跨大西洋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几乎所有回答者都认为和美国的双边反恐合作是密切而有效的，可以预防其它地方的动乱。所有人一致认为美国参与欧洲防卫工作很重要——北约作为关键机构，是“我们安全的基础”。

　　 因此，一般来说，自柏林墙倒塌20多年来欧洲的态度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我们的调查表明：尽管欧盟的扩张和发展，特别是它对外身份的发展，尽管苏联解体和力量的全球扩散，成员国依旧在北约和双边关系的框架内思考跨大西洋关系的问题。冷战机制——美国给欧洲提供安全保护和维护世界秩序的初级合作者的角色以换取欧洲的一致立场——依然深入人心。欧洲人本质上想要更多同样的东西——尤其是现在有这样一个美国总统，欧洲人相信他和自己分享共同的本能。

　　 一些模棱两可的“特殊”关系

　　 捷克共和国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波兰葡萄牙瑞士英国

　　 与布什政府意识形态的同一立场使私人联系

　　 （哈维尔Havel与奥布莱特Albright）加强

　　 对北约忠诚（就其退出ESDP而言），是阿富汗战场上的新人独一无二的不结盟多元主义者，拥有斡旋技巧和能力革命同盟和“共和国姐妹”蓬勃的市民社会、个人以及文化联系传奇和祖先自由和民主的典范和提倡者在美国有数百万规模的社区支持立陶宛的新领袖，包括一位总统历史纽带（新阿姆斯特丹），忠诚的盟友，在欧洲接受美国投资最多“新欧洲”的领导者二战后的双边安全保障关系冷战期间及之后，长期共享情报和国防技术仍然是所有国家中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

　　 图形 林莉颖

　　 冲突的欧洲

　　 它们如何获得它？

　　 当我们看到欧洲国家为获得他们想从华盛顿得到的东西而使用的各种筹码和优势时，欧洲是如此关注跨大西洋关系的国防和安全方面，以致他们不愿作出任何可能破坏现状的举动，而是决心通过双边关系而非集体行动来获取利益。

　　 再一次令我们吃惊的是，回答者所认定的大多数筹码或优势都与他们和美国在外交特别是防卫和安全协调方面的作用有关。许多国家相信他们拥有华盛顿所重视的地区性专业知识和纽带；其它国家表明自己在推广民主方面已经准备就绪，特别是在他们的东边邻居和高加索地区。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关键性支持，或者接受美国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10个成员国支持美国在欧洲驻守7万常备军）。1/3的欧盟成员国甚至认为他们的地理位置是面对美国的一个关键筹码。除此之外，另一个被广泛意识到的条件是我们称为“文化联系”的东西——欧洲人相信历史或种族的亲缘性拥有持久的政治价值。简言之，欧洲人想在美国面前表现得有用而有魅力——而且比起同辈，他们更是如此。

　　 因此欧洲人对如何增进他们的跨大西洋利益的回答是：防卫方面，诉诸北约；贸易和竞争事务，通过欧盟；至于其它所有事情，凭恃双边关系。

　　 对双边关系渠道的偏好可以从欧洲成员国相信自己在和华盛顿打交道时拥有自己特殊的比较优势中明显看出来（参看21版表格）。英国并不孤单，也非少数国家中的一员，它们相信“特殊关系”比欧洲的集体靠拢更有优势。

　　 这就难怪，欧洲对于欧盟在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上扮演的角色普遍满意，除了在诸如气候变化等邻近领域，却普遍不愿意看到欧盟扩大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角色。尽管欧洲人尝试用联合的欧盟协商方式取代一系列的成员国来处理关注的问题，他们似乎无法压抑自己的本能来切断双边关系。比如，欧洲委员会为新的成员国协商签证解放的努力在捷克打破等级时受到挫败，结果由美国自由决定他们认为合适的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巴结策略

　　 上面讨论了很多欧洲人想从美国获得什么以及他们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的王牌。那他们怎么使用呢？

　　 正如我们所见，欧洲人想和美国公开冲突的兴趣在伊拉克争论的影响下消失殆尽。做一个无伤大雅的“讨厌鬼”（法国一个高级外交官的用词）一直是法国的专长，偶尔还会带来好处。比如说，法国2009年左右曾在北约的两项重要指令中获得了有效报偿，作为他们重新加入北约军事组织的价码。但是，这种事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次性的，没有其它欧洲国家准备作出不合作的策略。

　　 其它欧洲国家试图采用更微妙的方式使美国注意到它们。比如说，英国现在的防卫政策正如2003年白皮书所述，英国会排列整顿好自己的武装部队以便在美国领导的行动中发挥独立有力的作用——这样能使英国“在政治和军事决策中获得有利的位置”。但是白皮书上的印迹还未干，这项政策就在伊拉克得到检验并遭到破坏。阿富汗也不是英国向美国扮演一等陆军中尉的更有前途的广告。荷兰同样打算在阿富汗有所作为。

　　 因此大多数欧洲人面对美国时，倾向于通过逢迎或引诱来获得他们的利益。

　　 幼稚病和拜物教：欧洲的苦恼心理

　　 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靠拢反映了一系列迷幻（对美国保护的持续需要，美国和欧洲利益的天然一致，保持关系和谐的至关重要性），它们尽管让人舒服，却是政策的糟糕基础。除了经济领域，欧洲人对和美国对抗不感兴趣；每个国家都喜欢通过和华盛顿的双边关系来获得帮助。

　　 这些行为特征（对依赖的欢迎；对关注和担保的需求；既逢迎又不愿承担责任的想法；偶尔摆出独断专行的架子，而非通常扮演忠实的助理官员）表明，欧洲方面对跨大西洋关系缺乏成熟的态度。“幼稚病”这个术语看起来并不过时，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敬重很可能被恶意描述为一种拜物教，它传达的不过是欧洲内部的终结。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做法并不奏效，诸种逢迎策略都遭遇了失败。面对美国他们如彼行事，欧洲人低估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不能提供奥巴马政府所寻求的那种伙伴，因为美国已经重新把自己定位为“后美国世界”的美国。（申银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