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跨大西洋幻象

　　Jeremy Shapiro（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

　　 Nick Witney（欧洲防务局前主管）

　　 跨大西洋关系陷入了困境。随着冷战成为历史，全球化日益将权力重新分配给南方和东方，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后美国的世界。欧洲和美国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这种历史转变。美国意识到这一点，并致力于替换它在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中获得的短暂全球优势，以确保自己能够继续维持“必不可少的国家”地位。与此相反，欧洲寄希望于替换制造分裂的布什总统。但是自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以来，问题显然比个别的领导问题更复杂。事实的真相是，欧洲和美国现在对跨大西洋关系存在不同预期，对这一关系做多少投资双方也持有异议。

　　 奥巴马政府一直宣称自己的实用主义。换言之，它准备和任何能够助其达成目的的人合作。随着苏联的解体，欧洲不再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特殊目标。因此，在美国人看来，现在是重新调整跨大西洋关系的时候了。作为总统的奥巴马第一次访问欧洲时就申明了这一点，“我们想要强有力的联盟。我们并不希望成为欧洲的庇护人。我们希望成为欧洲的搭档。”这是一个机会，更是一个隐含的挑战——一个欧洲需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挑战，既为自己也为广泛的全球问题。在一个后美国世界，美国想要一个后美国的欧洲。

　　 对欧洲人来说，这是极度令人不安的。倘若不能回应奥巴马的挑战，很可能导致令欧洲外交政策精英担忧的“不相关”局面。但是欧洲人也很怀疑，他们是否能够或者真的希望放弃过去60年的主从关系。欧盟半个世纪来一直关注自我，才刚刚发展出一种对外身份。对于要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发挥多大的整合力量，27个成员国之间并未达成真正共识。

　　 这些犹豫以及伴随而来的不愿意用一种声音说话、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整合他们的力量，阻碍了欧洲有效地和其它大国诸如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我们认为欧洲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同样如此，事实上问题甚至更糟糕。因为涉及到美国时，欧洲人勉强一致承认它们的共同利益，并且集体遵守一套美国的特殊幻象，这些幻象扭曲并迷惑了他们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思考。他们相信：

　　 ·欧洲安全将继续倚赖美国的保护——情形事实上已经大大变化了。在可预见的前景，这种事可能重演，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欧洲和美国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因此如果欧洲人不喜欢美国人的行动方式，那肯定是欧洲人判断有误，欧洲人有必要合理地向他们解释情况；还有

　　 ·对欧洲而言，维持跨大西洋关系的和谐比实现任何特殊目标更重要。

　　 这三个幻象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还会添上第四点：

　　 ·与整体向美国靠拢相比，它们享受和华盛顿之间的一种单独的“特殊关系”，这会分给它们更多的好处。

　　 面对普京的俄罗斯，很多东欧人倾向于认为欧洲安全依赖美国并非幻象，而是残酷的事实。但是，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曾经证实的：“我敢说，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尽管自1990年代晚期的最低潮后有大幅增长，但依然比它的苏联前辈逊色。而且俄罗斯人口的负增长趋势使那些传统力量受到抑制。”由于得到能源价格猛涨带来的财政支持，俄国的军事力量有大幅度增长，但国家安全支出仍比欧盟成员国整体低很多。例如，从购买力平价来看，2008年俄罗斯的国防预算略等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欧洲整体的国防支出依然是俄罗斯的两倍。当然，在华盛顿看来，欧洲不再是美国特殊安全战略的关注目标。但欧洲人似乎坚持认为，它们依赖于美国的保护。

　　 我们并不是说，欧洲人重视北大西洋联盟提供的相互安全保障是错误的。值得信赖的盟友从来不多余，特别当它们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时。但是欧洲所谓“美国是我们安全的最终保障者”的错误结论，与其说是必然的判断，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习惯或潜意识选择。这种持续的依赖感投合了欧洲人。这使他们免于责任而让美国来做艰难的决定、冒风险并承担花费。正如一个法国高级官员所称的“大哥的平衡”（le grand frère egalisateur），听从美国还有其它好处：它阻止其它欧洲人跃居自己之上。意大利希望通过美国的影响使德国不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德国可以无视法国的借口，即法国的核威慑可以保护德国；荷兰人和丹麦人坦承他们的大西洋主义主要归因于希望法国和德国受到抑制。

　　 换言之，这些幻象持续是因为对欧洲人来说这样舒服而便利。但是它们表明了欧洲方面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不成熟态度。事实上，“幼稚病”这个评价并不过时。同理，对大西洋关系的尊敬也很可能被恶意地称作一种拜物教，它所传达的不过是其内部的终结。

　　 这些幻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就是欧洲人持续低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承担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比如说，俄罗斯问题）；他们不能获得他们想从美国得到的（比如说，免签旅行）；当美国对他们施暴时他们保持沉默（除了经济关系）；他们为了迎合他们的庇护人而非出于信服采取行动（比如说，阿富汗问题）；他们遭受美国政策的后果，尽管这些政策并非针对他们，但给他们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说，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

　　 美国人还发现面对自己的“罗马”角色，欧洲人假扮“雅典”既屈尊俯就，又令人挫败。毕竟，他们不想听到来自欧洲的说教；他们需要实际的帮助。实际上，这些态度和行为被美国人当作欧洲必然走向没落过时的证据。另一种更有希望的观点是，欧洲正处在试图把自己重铸成一个崭新年轻又独一无二的集合力量的早期阶段。为了证明这种观点正确，欧洲需要成长。为此，它需要用更清晰理性的视野和头脑来处理跨大西洋关系。我们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