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乐队的灵魂工程师

　　[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因为他选择了自己很感兴趣的事业，将激情释放在了最恰当的地方。” ]

　　每年都会将一定的精力放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的余隆，今年也不例外。

　　在“音乐家”与“音乐活动家”双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的转换，让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的最杰出中国指挥家之一的余隆感到充实、愉悦，就像在自己风格完全不同的两部奥迪座驾——A6L、Q7之间转换时的心境一样。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对一位从事艺术的工作者来说，达成内心的平衡并不容易。“如果让我放弃品质而追求利益，我宁可作为最后一个武士坚守艺术的原则。很多人担心经典音乐没有人关心，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是因为你做得还不够好，绝对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正是因为一直都这样严于律己，余隆取得了艺术和商业领域的双丰收。

　　“总监”的角色跳跃

　　余隆的名片上印着他多个头衔：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广州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同时，他还担任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

　　重要的是，同时身兼三个乐团总监的余隆，能智慧地在不同角色之间轻松转换。

　　余隆把三个乐团的竞争关系处理得相当平衡，“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进步，三个乐团代表不同三个地域的文化，我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的一张名片，乐团本身的竞争对他们是好事。”余隆坦言。

　　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但余隆却能够把有限的精力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在给予的多种评价中，余隆最认可的是“自律”、“敬业”。留学德国的八年经历，历练了他这种性格。

　　余隆认为，多个职务之间的顺畅转换首先得益于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好，“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计划性比较强，因为我多年在德国念书，所以我对自我的约束，自我的纪律上做的比较好，我觉得很多事情上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何调配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自我约束是一方面，同时，余隆对工作团队的高效工作状态感到欣慰，“团队好的话，会让人精力减半，因此，我对每个乐团的工作要求会很高。”

　　多重身份并没有让余隆遇到过取舍的难题，他认为，这些身份都不矛盾，反而指挥家的特质决定了他在介入管理身份时具有更大优势，“一个好的指挥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如果不在意艺术行政管理，不会成一个好的指挥家。就像我当初带的几个年轻指挥，我都会跟他们强调一点，你对管理一定要特别在意。”

　　他愿意用指挥家指挥乐队来比喻管理团队，“指挥是乐队的灵魂，乐指挥使每个演奏家发挥出最大的能量来，这是一个指挥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知道如何去排练，如何去鼓励激发团队，如何把全盘的东西以一个协调的状态展现出来，这和管理公司一样，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

　　正式这种超凡的能力使得余隆参与创建中国爱乐乐团后，就指挥这个中国当时最年轻的乐团，演出了世界上很多名指挥家惟恐砸牌而不敢碰的高难度作品《安魂曲》、《浮士德的沉沦》、千人交响乐《马勒第八》等大型作品，并获得成功。

　　余隆给自己设定的起点一向很高。在2000年11月，他指挥刚刚组建不久的中国爱乐乐团为DG(德意志唱片公司)录制了两张唱片；之后乐团又得到了世界著名演出商CAMI(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家经理公司)的海外代理。

　　在一些音乐爱好者眼里，这些对中国古典音乐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激情与理性相融

　　“我在舞台上是个很激情洋溢的人，而事实上我在生活、工作中行事风格都是一个思维很严谨的人。”与生俱来的激情，使得余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指挥作为终身职业。

　　1992年，余隆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开始他的指挥生涯，他奔波在捷克、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地，指挥演出歌剧和交响乐。

　　在与德国汉堡歌剧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莱比锡广播乐团、法国尼斯大剧院等许多乐团合作过程中，积累了很多东西，智慧之门由此开启。

　　“人必须得有激情，激情这东西与生俱来，什么时候激情消失了，那肯定不是余隆。”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激情，使得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指挥作为终身职业。

　　个性鲜明的余隆在选择座驾时看中了奥迪，他发自内心地为奥迪总结出三个“P”的特质——Prestigious（高贵）、Power（力量）、Passion（激情），就像对他自己的一个客观总结。

　　余隆喜欢晚上下班很晚，路上没有什么车的时候，体验开快车的快感。在德国，由于高速不限速，余隆经常会开到时速200公里以上，但最让余隆喜欢体验的是，开快车时的那种理性克制。正是要有这种能控制好汽车、控制自我的理性，才能更好驾驭这种四溢的激情。

　　余隆并不认为艺术家都是感性大于理性。“其实真艺术家是讲究理性的，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单凭灵感性的东西就能有所成就。就像开快车一样，要有所控制，理性地将释放出来的东西有组织地整理出来，形成一个结构的东西。这种理性的组织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深受德国社会影响的余隆坦言，德国出了很多哲学家，也出了很多音乐家，他们这种严谨的传统是有很深的根基的。

　　余隆非常喜欢德莱顿在《圣塞西莉亚日之歌》中的这句话，他更喜欢这句话的原始表达：What passion cannot Music raise or quell？对余隆来说，成功或许就来自于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唤起激情，而什么时候又该把它平息。

　　艺术与商业间的平衡

　　余隆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家，更是一位成功的乐团管理者。按国际标准制式打造出来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他最得意的“产品”。

　　“我觉得我比较运气，在中国需要音乐活动家时，给予我这个机会。”谈起创办音乐节的念头，余隆很谦虚。

　　余隆在德国学的是交响乐指挥，但他想接触范围更广的艺术形式，于是他先选择了歌剧，歌剧涉及到音乐、灯光、舞美、文学等等更多的元素，正好恰当地满足了他的愿望。

　　“歌剧做了一段时间，我觉得需要更大的平台，于是就参与组织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应该说自己是幸运的，回国的时候没有想到国内会有如今这样繁荣的音乐市场，当时只是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回国工作成了一种风潮，有很多人想回来从事古典音乐，却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机遇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余隆从没有正经学过艺术管理，但一直对此抱有很大兴趣，在学生时期就留意、专注于此，在毕业后边实践边学习，慢慢无师自通。

　　1992年，他萌发了在北京创办国际音乐节的念头。1998年机遇降临后，他迅速把握并且走向成功。

　　他把在短时间内，将北京国际音乐节带到跻身于世界有影响的音乐节行列的原因，归功于他和他的团队运用了先进的理念和世界模式。

　　欧洲的游学经历和指挥生涯，开阔了余隆的艺术视野，拓展了他的音乐活动空间，他在国外参加了很多国际著名的音乐节，对音乐节的承办模式、节目结构、舞美设计以及整体规模，有了很深的理解。

　　余隆以他人格的魅力，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奏家、指挥家、歌唱家、乐团一批又一批地引进到中国，在推动与发展中国年轻的交响乐事业的同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

　　国际著名华裔大提琴家王健说：“我是个职业音乐家，每年要参加世界上很多音乐节，毫无疑问，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世界上最棒的音乐节之一。”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因为他选择了自己很感兴趣的事业，将激情释放在了最恰当的地方。我没想到，回国后会有这样繁荣的音乐市场，是中国的发展、时代的需要给了我机会。”余隆说出了自己心里话。

　　鉴于余隆在推动当今世界古典音乐事业发展以及促进国际间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2002年，德国万宝龙文化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年度“万宝龙卓越艺术成就奖”，同年，法国政府特别授予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一般来说，艺术家很少谈商业文化的东西，商人很少谈艺术的东西，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作为国内艺术和商业结合上的最成功典范，余隆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不可否认，一个优秀的指挥家、艺术总监往往也是优秀的音乐活动家，比如卡拉扬、罗伯特·萧。

　　中国古典音乐正在逐步接近国际的轨道，得益于余隆这样的艺术活动家的努力推动。“掌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Balance，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而我力求在不损害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商业化的运作，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崇尚将事业做到极致的余隆，很享受驾驶奥迪的感觉，“驾驶奥迪首先能让我心情很好，其次车的速度能让我感觉不同的节奏感。这种感觉谈不上对音乐有直接的帮助，至少适合我的性格。夸张的程度，极致的能力，都很适合我。”

　　与奥迪合作已有5年的余隆，对奥迪给予古典音乐的长期支持非常赞赏，他认为，奥迪对高雅音乐艺术的长期投入令他感动，这是一项漫长且没有直接商业回报的工作，奥迪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促进了中西方高雅音乐的交流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