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建构有赖于内部社会和谐

　　

　　正在进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两国的对话都在积极寻找共同利益交集。同时，美方也仍然继续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全部利益追求都描绘成中国的正利益选项。比如盖特纳先生在对话开始前，公开谈到中国的存款利率提升问题。但是，盖特纳先生介意中国的存款利率，反映的只是美方无视中国经济正处在计划中的软着陆过程的现实，一味追求存款利率提升将给人民币带来持续的升值压力。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基础为全球金融资本和国内金融资本提供更高回报率。如果不是因为由财政支持的投资引导的资金需求，中国国内的资金和资本价格很可能会步步走低而不是走高。

　　在中美关系中，中方其实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去建构和谐。在不少中美各自的利益所得有明显差距的事项上，中方有时也选择了尽最大合作、以期换得国内发展的外部和谐环境。对此，有舆论分析以当前的国际规则为美国主宰的现实，来看待中国的外部环境和中国的外部关系策略。不过，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策略选择，仅是一个国家执政党国内关系诉求的辅助选项。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基础，比如政府和国民之间、国民的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共处和谐，往往是该国能否获得对外和谐关系的主要条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尽量减少和规避外部矛盾，着力于国家内部和谐社会的建构，有其合理性。

　　在此轮中美对话前，美方有关声明宣称美方不寻求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国内确实有各种建构性的多边新秩序的支持者，但美国也不乏大批鼓吹遏制中国的保守派。不论美国政府是否会执行其国内保守派别鼓吹的遏制中国策略，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都不会充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今后若干年内，中国能否在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中获得普遍认可，其决定因素仍然在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构是否能落到实处，中国的实际发展状态能否获得国民的认同，中国的发展政策能否让最广大的国民公正地获得切实利益。若没有内部社会的和谐，没有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妥协机制的建构，内部关系不平衡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发展，即便某一时期或者某一事项上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很可能只是沙滩上建别墅，缺乏稳固保障。如果中国国内政务进一步公正透明，社会和谐稳固，就算美国真的在亚洲处心积虑包围中国，也没有能力对全国上下人心稳定的中国造成多大影响。

　　历史上的每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权力重心转移，都不是靠经济一个指标决定的。美国至今在其国内失业和社会种种矛盾的压力下，之所以还能处处对别人指手画脚，无非是因为美国国内的社会基本纠错和纽带仍在发挥作用，其国内的稳固机制仍然牢固。

　　在中美对话前，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派别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得失悉数检点，并提出各自的或激进或温和的种种要求。这些要求，也同时把美国政府和国内社会拉在一起。今后，中国最终也要依赖内部的和谐，来进一步寻求外部关系和谐。所谓的改革是否能够带领中国内部的不同群体寻找共同利益的交集，建构和谐，也有待社会获得足够空间，对改革中那些导致了社会严重分化的政策予以纠错，然后重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