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农业：赢在战略与创新

　　Chaoda Modern Agriculture: wins at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本刊记者 李路阳 刘玉

　　超大现代农业集团(以下简称“超大农业”)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董事局主席郭浩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全身心投入农业。他从生物有机肥和优质种子的研究做起，经过多年耕耘，2000年12月， 超大现代农业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农业公司，开创了中国农业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先河。超大农业以超前的战略定位，开始科学布局全国基地，截至目前，已在中国15个省(市、自治区)40多个具有得天独厚自然生态环境的地方建立了自有产业基地，实现了南北基地互通有无，全年365天每天有货供应。超大农业缘何能成为“超大”？超大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超大农业的当家人——董事局主席郭浩的追求与梦想又是什么？为此，《国际融资》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不寻常的硬汉——超大现代农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郭浩

　　选择农业，以战略引领企业持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军人家庭出身的郭浩凭着与生俱来的闯劲，毅然放下军工企业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做电子贸易。他为中国国内许多研究机构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同时也为自己赚得了第一桶金。20世纪90年代的福建，与郭浩一样跑赢市场的民营企业家就像雨后春笋，但这些企业家中相当多的人把赚来的钱很自然地投向了增长势头强劲的股市、楼市，郭浩却没有跟风，而是把钱投向了当时少有问津的长线投资项目——农业。

　　当《国际融资》杂志记者好奇地问及原因时，郭浩这样告诉记者，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小河里、稻田中随处可见鱼、虾、泥鳅，而今已难觅踪影，农田里已基本看不到多样生物，甚至一些河流里的鱼虾都已灭绝。由于农耕地大规模使用化肥，以及工业制造导致的环境污染，使老百姓的癌症发病率比之“文革”前急剧增加。如果农业的发展以牺牲人类健康与居住环境为代价，那是可悲的。“老百姓天天都要吃蔬菜，为什么不能通过有机肥、种业的研究，生产健康的、有机的、绿色的蔬菜呢？这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市场也非常有前景啊！”他感慨地说。

　　于是，他请来农业专家、学者对项目可行性做调研，结果发现，使用传统的氮、磷、钾等化肥后，只有三分之一被植物吸收，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形成硝酸盐等有害物质残留在土壤里，还有三分之一渗透到地下水中并造成污染。化肥的滥用对环境造成的巨大污染已是不争之实。

　　从1991年开始研究生物有机肥，到1993年下决心创办一家挑战传统化肥，研究、生产对环境无任何污染的生物有机肥的农业公司，其间，郭浩整整花了两年时间进行市场调研和应用试验。当时用于农业的生物菌主要包括解磷菌、解钾菌、固氮菌等，菌种使用一段时间后活力就会衰退，需要重新提纯塑状，挑选出好的、大的、具有活力的生物菌作为菌种，才能继续繁殖。郭浩与他的合作者们由此而生灵感，决定以“超大”注册企业的名称，让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永保活力，做大做强。

　　对投资农业产业链的战略选择，他这样解释：“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有商业经济的头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对市场深刻的了解，确定项目是否能做。即便是个能做的好项目，如果用人不当也会失败。”

　　自1994年郭浩创建超大农业公司后，他便舍掉电子贸易，全身地投入到这一让他始终充满激情的事业中，而且还集合了一批专家学者有识之士为超大农业出谋划策。和很多早期民营企业不同的是，郭浩注重用人，但绝不用家人和亲戚，而且也不允许家人和亲戚在公司工作。他从一开始就强调对企业战略和科技研究的投入，强调通过分析国际上农业企业的发展经验、先进技术，以及中国发展农业的相关国家政策，为企业设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

　　比如：超大农业创立初期对生物有机肥项目的研究与开发，与肥力高、田力宝等大型企业上马的有机肥项目相比，无论从规模还是知名度来看，都远远不及，但郭浩依据其战略研究部门对生物有机肥前景的缜密研究，认定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并持之以恒地对研发投入。

　　又比如：超大农业在对生物有机肥进行市场调查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同样是辣椒、白萝卜，品种好的与品种一般的之间，价格相差悬殊。根据这一调查信息与深入研究，郭浩又做出一个决定：超大农业将对优秀品种的种子投入研究。对这个选择的解释，郭浩这样说：“因为种子的研究和肥料的研究是极其相关的，当研究种子的时候就要涉及施肥，如西红柿、白菜、辣椒等不同植物栽培时，各需要使用多少有机肥？底肥该放多少？追肥该放多少，这都要研究。当时，我们公司聘请了一大批中国国内生物专家和土肥专家。”

　　由于将种子和生物有机肥进行同步研究和应用试验，超大农业在公司创立几年后就培育出小西红柿(即樱桃番茄)，并于1996年首次大面积种植42亩。“这种小西红柿在当年是十分罕见的，中间商看到后感到很新奇，当即就提出以每斤3.1元、3.2元的价格收购。此后，中间商更是三天两头过来采购，直到这42亩的小西红柿被采摘完后才罢休。”说到此，郭浩仍掩饰不住内心对当年成功收获的那份由衷的喜悦。

　　这块试验田采摘结束后，超大农业不仅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试验数据，还意外地获得了令他们所有人惊愕的收益。一斤小西红柿的平均采购价达3元人民币以上！一亩地的小西红柿产量接近一万斤，42亩地的收入就达到了120多万元人民币。当他们把研究人员的工资、地里使用的生物有机肥、农药，甚至一毛钱左右一根的竹竿等费用统计后发现，一亩地的小西红柿的种植成本仅为4000多元，42亩小西红柿的利润竟高达百万！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郭浩真切地尝到了科学种菜的甜头，感受到了科技对农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帮助。郭浩对《国际融资》记者说道：“科技对于农业企业非常重要，用我们的口号来说，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这一次蔬菜试验田的成功，催生了超大现代农业战略研究所、科技研究所和专家智囊团三位一体自主创新体系的诞生。1999年，经福建省科技厅批准，主要承担该公司综合性政策研究、决策建议任务的战略研究所和承担农业技术研究的科技研究所正式成立。两所拥有一支年轻化、知识化的学习型研究队伍，依托聚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超大现代农业智囊团，在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及企业跨越式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超大农业的战略研究分析，为郭浩及其公司管理团队决策企业战略向蔬菜领域调整，实现两条腿走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一方面研究肥料、种子，一方面种植销售蔬菜，并为此成立蔬菜产销公司，拓宽市场渠道。

　　郭浩对《国际融资》记者说，他们做出这个战略调整，是因为看到了蔬菜种植行业的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种植业的抗衰退能力很强。从人类开始种菜以来，萝卜、白菜的样子就没有什么改变，如果以科技、有机、健康的方法去种植，它的市场前景就更加广阔了。这个行业不受战争、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根据相关数据统计，香港蔬菜的需求量比平时多了10%以上。更何况在大家都追求健康、绿色食品的今天。所以，种植业是持久、稳定的。第二，种植业的现金创造能力非常强。农田里种出的瓜果蔬菜，无论是大型企业来采购，还是普通百姓来购买，都必须付现金，不能赊账。一茬菜种完之后马上变现金，365天，天天有现金收。”

　　借助资本，构建独有的超大农业基地布局

　　企业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郭浩给超大农业制定的目标是做行业的全球老大。为此，他必须将构建超大农业产业链的愿景变成现实，而这些必须依靠足够多的资金才能实现。对一家从事种植业的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得到大额资金发展企业，惟一的渠道就是到资本市场融资。

　　2000年，超大农业终于走向了上市之路。在香港IPO时，郭浩向投资人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优势：“第一，作为董事会主席，我有着十几年做农业的经验。第二，超大农业有着非常成熟的综合团队，在企业管理、规划种植、战略研究和产品研发方面的能力都很强。第三，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个巨大的农业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投资人听后都欣喜不已。

　　2000年12月15日，超大农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农业公司，开创了中国农业企业国际资本运营的先河。

　　在谈及企业上市后的变化，郭浩认为感触最深的有这么三点：

　　第一，企业管理得到了极大改善。公司上市并与国际接轨后，企业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条例，在管理、国际交往等方面，超大农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超大农业吸收了许多先进的管理技术，企业的相关信息都会及时申报，并告知投资者。成为公众公司之后，企业的管理不再是一言堂，否则的话，个人行为可能会左右公司的发展。投资者在投资的同时也给超大农业带来多方面的经验，比如，与企业的管理层交流，介绍国际上大型农业公司与超大农业合作，这对企业管理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超大农业虽然是一家农业企业，但上市之后就要按照工业企业的标准去管理，实现工业化、信息化、规模化、智能化、制度化。“要把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的管理制度相结合，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企业的大战略和生命。”郭浩强调说。

　　第二，上市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题。农业企业的资本金投入非常大，特别是种植业，需要大量土地。另外，农民的土地往往是不规则的，在规模化后，往往不能直接拿来犁田种菜，而需要先做规划。比如1万亩的土地，需要先规划成以100亩或500亩为单位的方块，排水、灌溉等系统都要配套。作为现代农业，不能完全靠天吃饭，必须靠科技等人为可控的方式去生产、种植自己的产品，既要保证下大雨时田地不被淹，又要保证干旱时能得到灌溉。这些都需要投入必要的基础设施作保障，资金需求非常大。上市后，资金投入问题得到了解决。郭浩说：“一个行业做不大，很大因素是缺乏资金，当一个企业拥有300亿、500亿的时候，相信这个企业就能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世界著名的、有影响力的、经济效益好的公司。”

　　第三，上市促进了企业科技创新。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未来的后劲。超大农业通过引进高科技，研发出具有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自有专利的蔬菜品种，这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意义非常重大。超大农业生产的网纹瓜，在香港超市里十分热销。“具有科技含量的超大农业蔬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郭浩很自信地说。

　　第四，靠资本市场融到的资金，超大农业加快了基地建设和产业布局，因而带动了就业，带动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由于蔬菜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目前，在超大农业从南到北各基地工作的农民工有三万多人，旺季临时招聘的合作者还有20多万人。

　　超大农业投资产业基地，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是战略规划为先，构建中国国内独有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地布局。

　　一是经纬度布局。以西生菜为例，超大农业组成独立的团队研究、种植西生菜，包括成本核算也是独立的。团队从河北坝上基地到北京平谷基地开始，再从山东基地到江苏基地，最后到福建基地，由北向南种植西生菜。第二年又开始这样的顺序，实现产品供应的常态化。目前，超大农业的多个品种的种植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通过统筹规划，又进一步实现了土地利用的最大化。

　　二是高中低海拔布局。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凭借着基地布局优势，超大农业解决了北京奥运会近90%的蔬菜供应问题。当时正值8月，全国各地气温都普遍较高，超大农业就在全国选择了一些海拔较高的地方进行种植，比如：海拔在1500米左右的陕西马栏基地，海拔在1100米左右的河北坝上基地，海拔在800～1000米左右的福建永泰基地。这就保证了超大农业的多样性蔬菜在夏季也能供货。郭浩言简意赅总结道：“我们的基地布局方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土地、资源和气候，使企业能够持续向市场供应多样性蔬菜。”

　　抓住创新，以科技成果应用抗衰杜患

　　超大农业的专家智囊团由许多院士、教授组成，他们为超大农业出谋划策，还会将课题安排给合适的大学、学院去研究。战略研究所从事企业的宣传、战略规划和全球农业的研究，研究全球大型农业企业的发展史，研究它们的历史轨迹是怎么发展的，学习它们的经验，避免它们出现过的问题。这使得超大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而超大农业的科技研究所，云集了一大批中国国内专业的生物专家和土肥专家对超大农业产业链相关的高新技术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如此，还与中国农业大学等专业大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紧密型合作。

　　在防范风险方面，超大农业利用高科技成果，在生产种植过程中使用远程诊断系统，由专家严格把关。在超大农业的各地基地中工作的大多都是些农业专业的技术员，当出现病毒或发生病虫害时，技术员一旦无法解决，就可以与超大农业总部联络，用摄像头拍摄下植物病变部位，总部的一大批值班专家就可以通过可视电话进行诊断、讨论，研究如何用药、如何解决。

　　不仅如此，超大农业的风险控制体系还体现在他们利用全国南北基地布局防范局部自然灾害的完善预警机制上。有一年，浙江大部分地区遭受暴雨灾害，超大农业的浙江基地受淹，几千亩地的一茬菜就这么瞬间没了。超大农业即刻在全国各基地启动了预警机制，将全国基地的蔬菜及时调运到浙江各县。没想到的是，超大农业从全国各基地调来的蔬菜还没运到批发市场，就被销售商整车高价买走。尽管洪灾导致超大农业浙江基地损失惨重，但由于超大农业的基地布局已经覆盖了南北15个省、市、自治区，堤内损失堤外补，扣掉运费和自然灾害损失，超大农业不仅没赔钱，反而赚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钱。

　　超大农业内部有一个智能系统，可以将下层管理者的建议越级上报到公司最高领导。2001年，就有人向郭浩建议成立企业自己的物流公司。尽管事先郭浩已经派人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调研了现今国际物流管理信息，但在当时他却并没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他看到，当时中国车辆运输超载现象严重，20吨的卡车竟然敢载80吨、100吨的货。超大农业如果也这么做，既不安全又属于违规；如果不这么做，成本又势必比别人高。因此，他提议此事暂缓。到了2005年，郭浩自己却重提这一想法，建议集团建立冷链物流系统，投资成立这样的物流公司。因为2004年《公路法》修改后，对违规超载做了严格的界定和严肃的处理，运输行业已变得更加有序，成立物流公司时机也更加成熟了。他的提议在公司董事会上一举获得通过。随后，超大农业一次性购买了70辆德国奔驰的车头和冷链车厢；接着，又在不长的时间内，分批购买了总数达200多辆的运输车辆，成立了名为“庆元超大运输有限公司”的冷链物流公司。经过几年发展，郭浩欣慰地对《国际融资》记者说：“到现在为止，这个项目的盈利还是不错的。”

　　郭浩将企业在蔬菜种植和销售上的成功复制到水果，超大农业选择在江西种植了几万亩的南丰蜜桔，并施以生物有机肥。郭浩说：“几百年来全中国就那么一个地方生产这样的小桔子，但从来就没出口外销。我们超大农业投资这个项目后，将它打入欧洲和香港市场。在香港的价格翻了一番，在欧洲的价格就更高了，翻了几番。”

　　在郭浩看来，中国产品能否被其他国家接受，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产品是否适销对路。起初，南丰蜜桔遭到了欧洲市场的抵制，后来，郭浩干脆就把欧盟相关委员会的成员请到江西基地，让他们亲眼目睹、亲自品尝南丰蜜桔，让他们从心里认可南丰蜜桔不会冲击他们欧洲原有的桔子市场。就这样，南丰蜜桔顺利进入欧洲市场。二是农产品质量是否达标。以农药为例，有些农药，标签上成分看似一样，但有的厂家会在未标明的情况下添加其他物质。他举例说，超大农业科技研究所曾对17家厂商的同一农药做过化验，发现其中只有两家没有掺东西，其他15家厂家都或多或少添加了杀虫成分，而说明书却没有标明。农民对此是没法把握、没法化验的，其结果是千家万户种的农产品指标难以保证。郭浩说：“超大农业对各基地作物的用肥、用药都有严格规定，确保指标控制。”

　　近20年来，超大农业持续投入大量科研经费，研究、购买高新技术。其中最大一笔是2010年超大农业斥资五亿美元购买的一项与蔬菜相关的重大生物技术的全部专利。这项技术被相关机构评为当年美国十大发明专利之一。该技术的关键意义在于将四种感冒病毒的抗体通过提纯导入种植的蔬菜，人们吃了这种蔬菜后，身体就能产生抗体，不会再患感冒，也能防乙肝病毒、SARS、禽流感等。郭浩认为，这项技术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已建立自产、自销完整渠道，并给超市、菜场进行物流配送的超大农业，从2003年开始，就将超大农业产品贴上了名片大小的身份证，身份证上标明了产地、采收日期、采收员、验收员等等信息，成为中国首家给农产品发身份证的企业。郭浩说：“企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完善，真正做到农业企业工业化、信息化、数据化。”

　　现在，超大农业已进入中国500强企业之列，但郭浩希望“超大”能成为世界级的品牌，希望“超大”能从一个企业品牌转变为产品品牌，使全球销售终端的客户都知道自己购买的商品来自中国。虽然贴着“超大”品牌的食用菌产品已出口日本等国，虽然贴着“超大”品牌的南丰蜜桔已进入欧洲市场，但他仍然希望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能够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讲信用、重质量，生产、销售绿色、健康蔬菜水果的超大农业。

　　对企业的未来，郭浩很理性地分析说：“中国的农产品市场面对的是13亿人口，市场空间巨大。我们测算过，超大农业的产品占中国市场的份额还不到0.4%。虽然我们的企业已经做得很大了，有百万亩基地，但仍然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发展的前景还非常非常大。”(人物摄影 王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