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间利益步步整合后才有政治

　　郭凯

　　 民政部最近表示，将改革现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对于政治类和人权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将是平等的。此外，根据广东省已经公布的改革意见，今年7月起民间社团等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广东都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不需要再遭遇挂靠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才可登记的限制。

　　 民间社会组织领域的上述改革动向，对中国更重视秩序与更重视自由的不同群体而言，其实都将从中受益。中国既有过极少数人享有的过度集权与极端自由的教训，也有过多数人的过度自由与无政府大民主的前车之鉴。这中间所缺少的，就是社会自我治理机制的培养阶段。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一社会自我治理过程中，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人通过组织与整合，来构建群体秩序与公共秩序，以此来保护追求个人利益的恰当自由。否则，发展就往往停留社会层面：既反对政府专制，但对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却又严重依赖政府专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农业经济主导的社会在分散农耕的基础上，往往缺乏群体经济利益纽带和职业化的社会组织机制，而工业革命和多产业支持的群体协作的经济纽带，则给予了个人摆脱对政府依赖、走向社会自我组织与自治的更多机会。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围绕各自的经济利益，推动社会建立群体纽带、加速培养自治能力的阶段。以证券投资者利益保护为例，现在中国仍然停留在既反对政府集权又过度依赖政府监管的层面。对多数已经享有相对大的经济自由的证券投资者而言，只要政府在社会组织社团机构领域切实开放，这些投资者可以建设自己的组织，比如以反证券欺诈反圈钱为纽带的会员制小股民保护协会，自己委聘专业顾问监督公告股市造假，委托优质律师进行代表人索赔诉讼等，就是比依赖政府、给予太多审批权和监管责任于政府的更好方式。而政府也可以只集中监督信息披露和造假行为，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社会难以承担的对弱势群体的保障责任中。

　　 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葛兰西，把民间社会视为政治国家的一部分，他用复杂社会中的意大利政府享有民间社会的主导群体（hegemonic bloc）的认可，来解释在意大利革命不成功但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当然，在俄国当托洛斯基主导的工人民主派失势，权力集中到斯大林后，俄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失败。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Poulantza对国家理论做的贡献，就在于点到了政治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阶层矛盾中，所拥有的相对中立性和自治性（relative autonomy）。中国的政治国家发展，如果确实能够做到相对中立，给予社会自我组织和治理的空间，那么国家的成功政治转型将有更大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