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应该拥有“成熟的心理反应机制”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近日，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师奥列格·维捷尔尼科夫搭乘在动车时，把自己的脚放在座位顶上，即前排的中国女士头顶，女士劝说其把脚放下，此男不从，反而用中文脏话骂该女士，后来引来乘警，虽然最终道歉，但乘警却以“他是艺术家”来替老外辩解。

　　很多貌似理性的国人，在看了这段视频之后兴许都会说，没必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中外的层面吧，动辄就“排外”岂不是很幼稚。的确如此，极端的排外并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样只能显示出一个民族极度脆弱的歇斯底里。不过，就此事件而言，依然需要上升到“中外”的层面去深思。

　　不久前北京发生的英国男子猥亵女子事件之后，北京地区开始治理“三非”外籍人士，即非法入镜、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外国人，下放涉外案件处理权。据悉，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2年时间，进出中国的人次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现在已经是每年五六千万人次。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欢迎从来是不容置疑的，但“三非”带给中国治安整体环境的隐患，在此次事件之前鲜有见诸讨论。

　　如此的制度变革路径不是令人乐观的，一个章法有序的社会里，很多良好的制度应该是依赖内源性制度变迁模式，而不是非得有外力才发生。人们当年在讨论内外资企业应该被平等对待问题的时候，就曾经愤然鞭笞过这种不平等对待的不合理性。其实，现在才发现，那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从网络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外籍男子的无素质行为令人生厌。这位乘警所作的也真是一个最奇怪无比的反应，在他的脑海里，艺术家与事情的是非曲直之间似乎有着必然的联系。乘警假模假式的询问以及其后的反应，恐怕也是人们最为不齿的。

　　坦率地说，在一个强国崛起的过程中，人们心理的成熟和行为的负责任是最重要也最为关键的，一个富强的国家，并不仅仅在于漂亮的GDP数字或是叠起的高楼大厦，制度合理性的衡量标准之一也在于是否公平、是否真正地能够保护不同背景的人的合法权利。只有上层建筑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才能互敬互爱、互不侮辱、互不伤害。这反过来也有助于普通民众更具常识、更加理性以及形成现代民主社会所需的种种权利意识。最终，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定是尊重每一个合法公民的，而不是人人都敬畏权力或是某些特殊背景的群体，这是一种底线。如果一个社会能通过制度变迁、法治严明、道德重建来形成这样的常识，那么同样，也就不会发生小女孩遭继母虐待两年致死，或是幼童被幼师狂殴十分钟的极端恶劣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