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决定欧美选举

　　艾经纬 (整理)

　　法国的“反金融”传统

　　18世纪末之前许多法国城邦银行家们很容易遭受到君主赖账的风险，而这种赖账通常以反控告银行家有不法欺诈行为作为掩饰。

　　比如1451年，金融家雅克·克尔因被控告非法挪用公款而被迫逃离法国。对王室债权人定期的“大清洗”，很快就以司法形式被体制化。即便到了18世纪，金融家们仍很容易成为这种做法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裔银行家，约瑟夫·萨斯·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例。

　　奥本海默从担任符腾堡公爵的宫廷官员起家，后来成为枢密院官员，1773年又成为驻法兰克福特使。但4年之后，他被判滥用政治职权，损害符腾堡家族地位而被处死。

　　托马斯·卡莱尔在回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盛时期时，提到约翰国王的“铁钳”手段：“阁下，现在国家需要借用您靠金融业务积累的几百万资金，您不想借？很好！”国王转了转手腕——“现在您肯借了吗？”又转了转手腕，直到那几百万被拱手让出。

　　米拉博劝导人们：“让我们对资本感到恐惧吧，它嗜好寻找发国难财的机会。”这种对“寄生”金融的革命性批判源自于哲学家们的著作。孟德斯鸠和休谟对公债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公债扩充了懒散的食利者阶层。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反金融”成为巴黎革命者的宣传口号。

　　经济决定一切，笨蛋

　　经济态势和政府能否取得民心存在因果关系，这已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条公理。简单地说，经济表现直接影响着现任政府竞选的成败。

　　这种新的经济决定论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克林顿总统虽然在他的绯闻官司中作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却没受到弹劾。到1999年2月，多数美国人认为克林顿确实犯有被指控的行为，但只有少数人希望他辞去总统职务。

　　根据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和其他评论家的说法，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当经济处于强劲增长态势时……没有哪个总统会被解职。当民众表达民意时，他们是根据自己的钱包来投票的”。

　　这就是克林顿总统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之间的区别，后者于1974年8月被迫离开白宫。在尼克松下台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支持率从60%左右降至30%不到……在那期间，生产发展速度为二战以来最低，失业人口上涨了100万，通货膨胀翻了一番……华尔街股市跌幅达到1/3”。

　　而克林顿的支持率却从40%的低谷(在1994年肯尼思·斯塔尔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之时)，上升到1999年底的70%以上，此时距莫妮卡·莱温斯基绯闻事件仅有一年。

　　换言之，克林顿在1992年的竞选口号“经济决定一切，笨蛋”似乎在他的任期中得到了印证。

　　你比4年前更富裕了吗？

　　在美国政治中，以经济为导向的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即已出现。

　　1980年，在吉米·卡特的一次电视辩论中，罗纳德·里根曾说过：“当你在作出(投票)决定的那一刻，你不妨自问，你是否比4年前更富裕了……我们国家的失业人口比4年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英国政客们长期以来也是经济决定论者。事实上，经济状况能够决定政府竞选的成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

　　1979年保守党竞选时对失业率的强调很快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杰弗里·豪刚推出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后，失业人口飙升到320万人，这个数字是保守党上台时的2.5倍。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回忆录中，用纯粹的经济学语言解释了她早期不受欢迎的原因：形势……非常严峻。通货膨胀率始终盘踞在11%~12%，利率高达16%。更糟的是，失业率不断攀升。1982年1月失业人口会达到300万人成为头条新闻，1981年秋我们就看到这已经不可逆转了。因此大多数人都无法相信经济衰退就快结束了……在党务会议前夕，我被媒体描述成“自选举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虽然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但撒切尔仍坚定地认为1983年选举的结果将最终取决于经济。

　　同样，1987年大选临近时，她把经济复苏视为抚愈政治创伤(如韦斯特兰事件造成的政治创伤)的一剂良方，“我们的政策带来低通货膨胀下的高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失业率得到稳步下降”。

　　经济决定论的一个问题

　　然而上述那些政治家们如果目睹了1997年5月的大选，他们便无法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大选结果了。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经济和政治支持率之间存在关系的传统观点彻底瓦解。

　　保守党宣言的第一章标题是“生活水准翻一番”，它的竞选口号“英国正在繁荣”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即经济繁荣会使选民再次投票给他们。但不幸的是被调查的人中只有1/5的人认为保守党有资格获胜。

　　从长期来看，经济因素对选举结果所起的作用不大(至少英国的例子是这样的)。事实上，只在较短的时期内，即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经济和选举结果的关系较为贴近于“富足感”理论所指的关系。

　　在其他时期，经济和政治胜利之间很少有稳定的联系。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试图操纵经济周期的政治构想通常会带来无法预测的负面后果：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刺激就业为目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指责为引发了通货膨胀。第二，选民不是简单地在经济增长时就奖励现任政府，经济衰退时就施以惩罚，选民面对经济变化时的反应更为复杂。

　　1832年以来英国50次政府更迭中，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原因直接导致政府更迭的情况只有4次，与之相比，它与爱尔兰问题在导致政府更迭上所起的作用相当，而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更容易造成政府更迭(共带来9次政府更迭)。有11次首相的变更是由于健康原因，但没有一次引发执政党派别的改变。

　　投票函数

　　政治学家赫尔穆特·诺尔波特曾写道：“几乎在任何地方，经济都如同一条纽带将选民与政府像连体婴儿一般紧紧绑在一起……投经济票的观念在民主社会的公民头脑中已根深蒂固。”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程错综复杂并时有意外发生。对民主社会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认为经济和支持率直接相关的简单观念应被抛弃。

　　以下段落总结了政治学家给出的主要分析结果。

　　1.经济指标。

　　对大量国家的分别研究表明，各项经济指标对于选民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有很大不同。

　　比如，一项针对1896~1964年美国议会选举的研究发现，选举结果与实际收入变化的相关性较为明显，和价格呈负相关但相关程度稍弱，而和失业率没有实质联系。

　　在英国，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公众对通货膨胀率关注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来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更为激烈。

　　2.个人利益还是共同利益？

　　对美国的调查研究表明，选民在作投票决定时更易受整体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不是考虑其个人的经济状况。这意味着选民的行为是“社会型的”，或者可能是“利他型的”。

　　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自立”的美国人不愿把个人财富状况归咎于政府。比如1984年，只有约5%的美国选民把他们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变归咎于政府的税收政策。

　　然而，要区分投票决定是受个人经济状况影响还是受整体经济状况影响是比较困难的，仍有许多预测家把“比起一年前，你是更富有了还是更贫困了”这个问题，看做是衡量选民投票意愿的好指标。

　　3.不对称的党派预期。

　　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是，选民对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经济预期。他们认为右翼政党会带来低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而左翼政党会带来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

　　假如不存在其他原因的话，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选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没有抛弃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需要对上述描述做重大修正：比如1979年，英国选民认为工党比保守党更擅长应对通货膨胀，并且民意调查显示通货膨胀是当时选举的重要议题，可是工党还是失利了。

　　此外，在随后的3年中，失业率上升，选民们没有转向工党，而是转向了新的社会民主党。(摘自《金钱关系》第7、8章，[英]尼尔·弗格森 著，内容有删减，文章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