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文明

　　张立伟

　　《舌尖上的中国》（下称《舌尖》）打动人心的是一种记忆里的情感，或者是乡愁的，或者是血缘的，通过现实中少有的画面，与观众发生了联系，甚至升华到爱国主义的高度。

　　这是一部向农业文明致敬的纪录片，从食材的生产和获取到制作方式的家族化（秘方或妈妈的味道）等都属于农业时代的活动，他们存活于人们模糊的记忆或者传说中，《舌尖》呈现的是一种历史。在这活的历史当中，传统的生活环境、伦理规范和社会关系赋予了影片一种动人的力量，唤起了人们的乡愁，不只有对故乡的怀念，还有对农业文明美化后的宁静和温情。因为，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人，有太多压力，困惑，不安以及无奈，生活环境、社会伦理以及生存方式处于史无前例的动荡之中。

　　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这几乎人为制造的纪录片内容打动，因为日常生活的饮食，对于人们而言简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以至于有人制作出《舌尖上的毒素》回应。事实上，现代中国人的饮食在工业社会的冰冷以及商业道德堕落中承受着不安，但两者对立的是情感认知而非意识形态，因此并不尖锐。

　　《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也就是说，在过早成熟的中国文明中，饮食活动中的规范是礼制发端，这简直是文明的源头。中国辉煌的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与饮食文化有关，作为礼制的载体，古人饮食在各种农历节日、人生礼仪（嫁娶、寿诞、丧葬等）上有不同形式，体现了伦理规范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尊儒重礼的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把饮食哲学化、社会化。孔子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后来的儒士阐释为“食色性也”。官僚在治理上进一步强调“民以食为天”。这造成了两种不同的饮食历史：由于农业文明的脆弱，百姓生存的目标不过是求温饱，穷人创造性的利用各种本地物产制作食物；另一方面，生活富足的儒士贵族则在饮食里面添加了各种文化内涵和趣味。

　　但是，农业文明的饮食传统与文化，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开始去掉一些情感承载的功能。尤其是在城市，朝九晚五的工作安排让大部分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准备饭菜，少子化以及居住空间的狭小，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做饭作为传统家庭日常活动的中心位置即将消失，人们的饮食开始商业化，这种爆炸式的需求，刺激食材进行工业化的种植与养殖，以及各种层次与菜系的餐馆遍地开花。

　　舌尖上的文明

　　这种逐利的食材生产与食品制作，在供给与需求紧张的市场条件中，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蔬菜与禽肉的药物残留、食用油调料的有毒化、工业添加剂的流行，在中国人追求色香味享受与工业化食材的寡味之间，人为的制造不安全的美食。事实上，各种强调色香味的添加剂、食材的外观漂亮等现象，是中国人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观念催化的产物，一些食品的“毒化”满足了人们追求“色香味美”的感官。

　　对于西方人而言，饮食是吸收营养的充饥活动，比中国人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而中国更追求的是满足口欲的“色香味”。所以，西方人吃饭极为简单而节省了时间，但他们却身材高大而体格更为健壮。而且，饮食在西方不承载太多的社会功能，即使宴会或商务聚餐，尽管食品和酒也很丰富，但聚餐的核心仍然是自由的交流，所以，这些社会活动中的饮食也极为简单，不像中国几菜几汤一样的排场。

　　在中国，饭局是维持和增进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是进行政治和商业活动最主要的场合。由于存在这些价值，能够互动的喝酒被提高到饭局的中心位置。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情社会，有时候，法律和规范由人掌握而呈现巨大的弹性，如果你想求人帮助办理一些事项，仅仅按部就班的走流程会遇到各种麻烦，但是如果有关系，这些麻烦在吃请之中就能解决。吃饭成为中国人处理工作业务和家庭事务的主要手段。因为中国是人情社会与关系社会，饭局看似浪费时间金钱，有时还损害身体，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因为这是一种社会投资。

　　但是，中国人追求较为原始的口欲以及承载社交功能的饭局，让中国人的饮食仍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状态是农业文明的延续，尽管一种是温情的，一种是糟糕的，但是中国精神状态的直接呈现，它不代表进步，尽管每个人都对食品安全不满，但没有人想着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