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控烟何去何从

　　昨天是世界第25个无烟日，逢此节点，这两天各媒体关于控烟的报道明显增多。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控烟多年之后，控烟成效仍然令人失望。

　　今年无烟日的主题为“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对于中国的控烟事业来说，这个主题相当贴切。今年无烟日的口号，则为“生命与烟草的对抗”——人们很关切，这样的对抗，究竟谁是赢家？

　　卫生部在今年无烟日前夕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表明，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受害国，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众所周知，吸烟与恶性肿瘤及其他一些疾病的发病率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目前中国吸烟人群已逾三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影响。烟草对国人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经难以容忍。

　　遗憾的是，很多烟民对于烟草伤害自身及他人健康的状况熟视无睹，与烟草业相关的利益集团也运用各种方法干扰控烟的进程，这直接导致中国控烟水平与先进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控烟形势不容乐观。

　　控烟成效不佳，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生产商有法律义务采用大面积图片式健康警语。所谓的“大面积”，应是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至少不应少于30%）。可现实却是，大量烟盒上只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语，且躲在隐蔽处，有些烟盒的包装甚至不乏柔情画面。“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确是对如此现实的合适描述。

　　再比如，烟草行业的变相广告颇为常见，打法律擦边球的情况较普遍；一家烟草公司捐助的希望小学，其校训竟是：“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令人瞠目结舌；去年12月，一位研究烟草“降焦减害”的烟草业专家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引得近100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席团，请求尽快复议、重审“烟草院士”的资格。

　　另外，各地相继出台的控烟禁令，多半停留于纸面，有尖锐者甚至称，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这样的评价，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控烟陷入了有规定无执行的窘境。从相关政府部门到商家，再到烟民本身，看来都没有真正将具有法律效力的禁令当成严肃的事情。

　　归纳言之，当前，影响控烟成效的因素有很多，最为关键的，恐怕还是这样一些原因：其一，国人中烟民所占比例较高，且吸烟文化非常不健康；其二，烟草业交纳的税收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其三，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是承担履约职能的政府机构，又是维护行业利益的代表，角色相互冲突；其四，控烟禁令的执法主体模糊。

　　透过这些原因，可以发现，中国控烟的未来，需要改良烟草文化，加强健康教育。更重要的则是，在控烟力量与反控烟力量形成牵制之时，如何能使控烟成为主流的价值选择。这就回到了今年无烟日的主题上来。事实上，“烟草业干扰控烟”是明显的现实，不单是警惕，更是要去除这样的干扰。

　　从国际上烟草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出发，中国的控烟措施当从减少烟草供应和降低烟草需求两方面同时发力。这都必然涉及烟草行业的利益。比如，国际经验表明，增加烟草税以实现价格调节，进而降低烟草需求，但如此政策建议，必然会受到烟草业的“狙击”。

　　另外，烟草行业一向乐于把行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这里边的账目也是需要从长远来算。短期来看，烟草业提供了巨额的税收，提供了一定的就业，但是由于吸烟导致的健康代价，仅仅在经济意义上，也是远超税收的数字。有研究表明，每年我国从烟草生产得来的税收，少于吸烟造成的成本，负值大概为6亿元。

　　当然，要去除烟草业的干扰，谈何容易。知其难为而为之，“中国式”控烟才能走出一条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