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民间投资 制度安排需注重可持续性

　　记者 刘红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务院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具有重要意义。近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政策密集出台，重视民间资本是本轮投资拉动区别于以往的亮点所在，被坊间称为“民资版”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么，为了实现民间资本拉动经济增长的初衷，未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如何兼顾改革和稳增长的双重目标？就相关问题，记者邀请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和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苑德军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与2008年显著不同，民间资本在稳增长的战略安排中被放在重要位置。您怎么看这一轮“民资版”的经济刺激计划？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亮点？

　　苑德军：六部委出台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政策，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有利于打破行业垄断，构建国资和民资在平等市场环境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其二，有利于消除“所有制歧视”，使国资和民资享有同等市场投资主体地位，改变一些领域和一些行业实际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其三，有利于提高经济和金融的对内开放程度，促进我国经济和金融总体开放水平的提升；其四，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遏制投资增速下滑，促进“稳增长”；其五，有利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强化市场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促进提高投资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记者：打破一些领域和行业对民资的准入限制，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完善的重大举措。怎样处理深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怎样在稳增长的同时寻求效率的最大化？

　　郭田勇：关于改革，“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要改革，也要经济增长，二者要兼顾。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求增加投资的呼声很高，近来相继出台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铁路、石油、电信、银行等领域的举措正是兼顾到深化体制改革和稳定经济增长双重目标，这些相关行业的产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都比较高，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打破垄断，会使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总产出增加，效率提高。正确处理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避免采取外延式的扩张战略，因为外延式的扩张一方面会埋下产能过剩和吹大资产价格泡沫隐患，另一方面也容易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依靠改革和开放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合理也是更有效的。

　　记者：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应该为其创造更好的环境，未来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建立和完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长效机制？

　　苑德军：要真正把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鼓励、促进和保护民间投资的全面的制度安排。具体说来，应该从四方面入手：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促进和保护民间投资，政府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要严格分清各自责任。该政府做的，政府必须勇于担当；该市场做的，政府不应施加行政干预。二是建立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这是放开民间投资限制、把政府部门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政府各部委要把放开民资准入的政策规定细化和具体化，避免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在执行规定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对民资人为设置进入障碍、或刻意以及变着法子阻拦民资进入的，要严格问责。四是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把政府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打破民间投资准入限制、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记者：“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不应该仅作为稳定经济的权宜之计，在成就民间投资，使之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过程中，应关注哪些问题？

　　郭田勇：打破垄断行业对民资开放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会一蹴而就，推动进程急不得慢不得。以银行业的开放来说，不开放不行，一开放就一股脑地都去开银行肯定也不行。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一不能带有色眼镜，要从观念上转变，对民间资本真正做到一视同仁。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根据民间资本的特点加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降低风险。三是过去的一些教训须引起注意：开银行不是开饭店，有一定的技术壁垒，民间资本以前都是做实业，业务转型需要一个过程；约束和退出机制要健全，从制度上封堵违规关联交易；四是防止民间资本的短期利益行为，见好就收，卷钱走人。总之，金融运行的核心在于风险与效率的平衡，因此对民间资本的开放要把控全局、积极稳妥。

　　记者：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是今后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规避系统性风险和防止出现利益输送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在银行业的开放次序和监管上，您有哪些建议？

　　郭田勇：关于开放路径，我建议对银行业要依据危机和系统重要性设计渐进式的开放路径，即先村镇银行，再中小型银行，最后才是大型银行这样自下而上的开放次序。因为工、农、中、建、交这样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泥淖，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要有国家掌控；对中小金融机构因其风险关联度可控，可以给予民间资本更大的开放度；而对村镇银行，即使出现风险涉及区域也很有限，民间资本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很高，银监会的限定是85%。

　　关于监管，我的建议是，从监管的有效性上考虑，可以实施分层次监管。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对银行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采用双线多头监管模式，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有监管权，州政府负责社区银行的监管。我国村镇银行的监管，未来可以放权予地方政府，这样一是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监管积极性，二是能够摆脱中央监管鞭长莫及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