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面市”为何这么难？

　　联想和方正在若干年后又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产学研结合”的不可行

　　本报记者 佟文立报道

　　就在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当天，英国路透社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中国科研崛起遭遇“文化高墙”》的文章。文章的潜台词似乎就是，尽管中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和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已位列全球第二，但却没能把中国这个工业大国变为工业强国。不能说中国政府对科学技术不够重视，相反，似乎正是因为过度重视，才经常导致与西方在文化角度上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出现偏差。

　　中国人对“科学技术”这一术语如此偏好，以至于非要把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和文明史》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位曾参与中国工程院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曾对记者表示；“高科技绝对是中国式术语，英语的词汇是hightech。科技，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确是中国特色。数理化天地生是科学，而技术是工程，两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到90年代中期，在中国科学院之外组建了中国工程院，也才用不同的贡献标准来作为评价科技人员是否当选‘院士’。否则，一些对国家社会有历史性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成果，很难说在科学上有贡献，就无法当选科学院院士，比如袁隆平。”

　　而本次政治局会议的对外报道中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没有提及“产学研结合”，但提出了“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虽然本轮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已然给外界释放出了可预测的方向和空间。除去卫生和环保等公益性行业的科研单位外，只有中国科学院和大学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能落入“分类改革”的范围，而在1999年，就有中国科学院的12家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

　　在科学技术部网站上，在“科技历程”介绍部分写到，到1956年，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虽然“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一个亮点，但就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政策导向来说，早已经有20年的历史。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甚至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到“实行科学事业费分类管理，独立的科研单位，按其主要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划分为技术开发类型，基础研究类型，社会公益事业、技术基础、农业科学研究类型”的高度。

　　任何改革形成统一认识之前，都要经历试点和探索者的奋斗，更多时候甚至是不情愿的选择。早在1983年7月19日，国务院负责同志就作出了关于“把科研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方向可以肯定，但要经过试点逐步进行”的重要批示。试点的目的是使科研任务与经费直接挂钩，明确科研单位的技术责任和经济责任，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而实质性的减拨事业费以“逼迫”科研院所面向市场的试点是从1984年开始。也就是在那一年，诞生了日后诸多声名显赫的高科技企业，其中的代表就是联想和方正。

　　不过，联想和方正在若干年后又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产学研结合”的不可行，因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因为“文化冲突”难以避免在企业方向选择上发生冲突。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位毕业于中科院的研究员对记者解释道：“研究、开发、工程化、产品化，是一项科学发现到最后产业化的不同阶段。企业和研究所大学的文化导向完全不同。中国的企业实力弱，不可能象发达国家的大公司一样愿意长期在研究和开发上进行投入，甚至是更前期的基础性研究。中国的企业文化更多是把科研人员视为没有产出的成本费用，而不是日后能带来企业收益的人力资源。而研究所或大学其实是没有工程能力的，搞搞研究还可以，进入开发阶段都有困难，主要原因就是工程化需要的是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团队，而研究所和大学里‘干活’的主力是待遇低、缺乏经验、流动性高的‘学术民工’，所以研究所和大学的文化导向是通过名望以争取更多的政府科研项目，而不是通过产业化去逐利。这也决定了很多科研项目的内容必然是没有产业化前景的导向。”

　　自1984年减拨事业费试点开始，中国科技体系中的五路大军到目前其实仅有两路——中国科学院和大学还保持“事业单位”身份，甚至在很多战略性产业领域还承担着填补国内空白和国家队式的角色。而国防科研单位已经在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进程中随行业主管部门转为10大军工集团公司，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后，所辖242家科研机构已经向企业化方向转制或被并入企业。

　　自“十一五”起，改革开放后一直使用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提法被“技术转移”取代，背后的逻辑就是作为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研究所和大学的“基因”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基因”完全不同，以合同形式的技术合作开发和转让远比让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下海办公司要容易得多。

　　在江苏省一家地方建制的事业单位员工指点下，记者方才注意到中国科学院的行政职能部门高技术产业化局已经更名为院地合作局。在“十一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框架下，各地地方政府用于科技的预算大幅度增加，但又出于避免决策风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很多地方政府看中中国科学院的金字招牌，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编制在院地合作的背景下迅速扩张。

　　“十一五”期间，教育部也从监管国有资产的角度要求高校对以往通过办企业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方向进行战略性收缩。但大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科研导向激励机制，已经导致对教学这一本行来越不重视了，以至于“十二五”开始后，教育部出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把本科教学作为高校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虽然“十一五”时期的科技体制改革，在科研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方面出台了更加灵活和自由导向的政策措施，但终究没有在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更深层次领域做出改革。

　　中关村一部委研究所的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其实在字面上讨论改革方向和政策没什么意义，企业和公益性事业的划分真的有用吗？大学里很多教授都开公司，在申请政府科研项目时，需要用哪个壳就用哪个壳，把学生列为公司员工充数是常有的事。医院倒是明确为公益性事业，但从排队挂号开始，到医生收红包，开药，哪个环节没有市场行为？我倒是认为很多研究所以后的命运更取决于研究所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领头人，如同企业家对企业的不可替代价值的道理是一样的。”

　　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科院，这些熟悉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名称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在台湾地区也存在同样名称的机构。但创造了新竹奇迹和令台湾ICT产业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的“工研院”（财团法人工业技术开发研究院），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山科学研究院”。一位经历台湾ICT产业“创业艰难”的大佬曾对记者表示：“台湾的‘中科院’和大陆的‘中科院’倒是很相似，但大陆缺少的是工研院。台湾没有内部需求市场，产业必须面向全球竞争，如何以财政资金投入来吸引海外人才和培养本地人才，工研院作为一个平台在产业成长的前期技术研发阶段扮演过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