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邓小平学习什么

　　今日世界的领导者，乃至想要成为领导者的普通人需要向邓小平学习什么？

　　文｜李翔

　　《邓小平时代》

　　作 者：[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定 价：210港币

　　出版日期：2012年5月

　　作者花了10年完成此书。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当代中国档案，而且由于其人脉关系得以深入广泛地访谈了邓小平子女以及诸多不同背景的中国高层及其子女、秘书等。作为真正的中国通，他对邓小平的把握既能入乎其中，又能站在中立的学术立场上而出乎其外，让读者全面把握邓小平及其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对掌权者而言，人们通常会有的责难是，他没有利用拥有的权力和声望来做出更多的建树；而掌权者通常会有的辩护是，如果不是出于自我克制和为大众创造价值的无私感，他们本可能把事情做得更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自我评价说，如果人们认为他60%做的是好事，40%不那么好，他就足够满意。对他而言，显然也存在同样的责难：如果……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要高得多。西方评论认为他对这个中国领导人过于温和，用了700多页只是塑造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形象。甚至有学者在听完傅高义关于邓小平的演讲之后表示失望，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再去读他用了超过十年才写就的邓小平传记《邓小平时代》。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傅高义在书中如此问道。这也是他在写作时对预想中的批评者的反驳。即使那些苛责邓小平没能将中国再推进一步的人，也会感慨，今日整个世界是多么需要像邓这样的领导者。“从政治上来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矮人的时代。”托尼·朱特说。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在每个场合都哀叹着这个时代领导力的缺失。

　　那么今日世界的领导者，乃至想要成为领导者的普通人需要向邓小平学习什么？通过阅读《邓小平时代》，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教益：

　　首先是不断学习的能力。邓小平1974年在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曾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

　　甚至在邓小平已经执掌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后，他也没有停止向他人学习。比如同邓小平交往密切的船王包玉刚。邓小平欣赏包玉刚在现实世界中取得的成就，也看重包玉刚身上他所缺乏的一点，即同很多世界级领导者的交游和对他们的认知。

　　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曾经访问了包括新加坡、美国和日本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记述过邓小平同他的交谈。他认为是新加坡的成功刺激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愿望，因为新加坡同样是一个华人社区，但在当时已经跻身到了发达国家行列。在美国，直觉让他提出，要到华尔街去看一看。他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时，他拜访了当时最知名的企业家如小福特和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甚至当面反驳了他：当邓小平提出，希望包括松下在内的日本公司能够通过输出专利和技术来帮助中国时，松下幸之助很不客气地说，这些专利和技术都是私营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因此不能输出到中国去。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普京的例子。当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在达沃斯论坛上主动向普京示好，询问包括戴尔在内的科技公司可以如何帮助俄罗斯提升它的科技水平时，感到自尊心受挫的普京回答说，俄罗斯不需要这些帮助，俄罗斯的数学水平要好于美国。

　　其次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点让他屡次渡过难关，也让他被重视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批判。能表明邓小平实用主义精神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让邓小平有足够的包容性来看待不同观点和新事物。所以，《邓小平时代》的中文译者冯克利在自己的一个演讲中说，与其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如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批准师。恰恰是因为邓小平有足够的实用主义精神，这让他能够选择那些有利于他的目标的不同事物，以实用主义的灵活性加以支持。

　　他无意与人斗争。邓小平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最为反对的事情就是党内派系林立。对他而言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就是“派性”。但持有不同观点确属人之常情。即使对邓小平而言，也不可能不受到不同意见的掣肘。这时，邓小平并不一定要与人分出胜负或者对错，他只要自己想要的结果。

　　比如，邓小平批准了个体户的存在。个体户可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无能解决的增加就业问题。但是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家雇佣工人数量达到8个人就算剥削。这被解释成只要雇佣7个人和7个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邓小平和陈云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对不断出现和扩大的私人企业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当私人企业不断扩大，指责其为剥削的声音出现时，邓小平并无意同人争论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和社会主义的路线。他只是举了傻子瓜子的例子：“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傅高义赞扬邓小平的这个举动道，邓“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同样的例子是，邓小平不会同他的辩论对手们争辩说意识形态不重要，他只是谈论黑猫白猫。而当邓在退休后感到“改革开放”的乏力时，他没有发动一场运动或是辩论，而是选择南巡，以实际行动从微小之处破冰。

　　邓小平不相信“必也正名乎”的说法，他相信实际效果。这也让他具备了足够的妥协精神。这是邓带给我们的第三条教益，那就是，必须学会妥协，并且要在妥协的同时无限接近自己的目的。回望历史时，我们容易夸大邓小平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他不是毛泽东之后另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领导者。恰恰相反，在重大决定上他要听取包括陈云和叶剑英等巨头们的意见。尤其是陈云，他是邓小平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邓做决策时必须考虑到的人。傅高义称邓小平和陈云为“一山二虎”。

　　“在作出最后决定时，邓小平会考虑政治气候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虽然他做事独断而果敢，其实也受到政治局成员中的整体政治气氛的限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傅高义写道：“在邓小平感到政治气氛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他深知在他的团队中，对于他想要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存在不同看法，他的同事们有人保守有人开明，但是邓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

　　接下来，不要以为邓小平只是没有原则的妥协。他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太多人在谈论妥协和实用主义时，只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投机分子。而邓小平则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

　　文革后期，在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样，他迟迟不愿意对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明确看法。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要对毛之后的中国负责，他的起点一定是经济发展，而不是阶级斗争。为此他宁愿受到批斗。

　　最后，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就是勇于做出决定—哪怕知道这个决定注定备受非议，并且要对所做决定负责。在邓身上还有很多值得商业世界的领导者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不推卸责任，没有将文革的责任单纯推到毛泽东身上。他相信组织胜于个人，“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但我认为以上五点尤为重要：不断学习、实用主义、善于妥协并在妥协中接近目标、坚持原则和能做出迫不得已的决定。

　　李翔是《第一财经周刊》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