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台湾社会的张望者

　　故事说得精彩，主角却似乎永远不是他。

　　“我只是每次都因缘际会，恰巧在现场而已”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

　　罗大佑、侯孝贤、杨德昌、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如果给这些在台湾文化界叱诧风云的人物画一张关系图，詹宏志是可以联系每个人的关键一环。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詹宏志，几乎涉足过与文化有关的所有行业：报纸编辑、出版公司经理、唱片公司老总、电影监制、互联网公司总裁……罗大佑称他“以转行为业”，甚至建议他为自己不下200种的名片办个“名片大展”。

　　前不久，詹宏志的四部作品结集首次在大陆出版，包括两本回忆散文集《绿光往事》、《人生一瞬》，以及两本侦探小说研究文集。

　　“人生来是个张望者，呆坐着，看着世界在他眼前流动……”在《绿光往事》自序的开篇，詹宏志写道。

　　架黑框眼镜，留及肩长发，颇具“文艺范儿”的詹宏志，提起亲历的那些台湾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有一肚子故事。故事说得精彩，主角却似乎永远不是他。“我只是每次都因缘际会，恰巧在现场而已。”日前，“张望者”詹宏志在上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撞见罗大佑和侯孝贤

　　198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在各领域都展现出高度的创造力。身处这样的风起云涌中，詹宏志也在困惑中不断找寻着自己的道路。

　　1983~1984年间，詹宏志刚刚从新闻出版业转行，出任滚石唱片的企划部经理。“正好撞见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巨大变化。”

　　詹宏志所指的“巨大变化”是罗大佑的横空出世。这个不高不帅、声音沙哑的男人，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走进人们的视野，彻底颠覆了传统流行音乐工业中的诸多标准。

　　罗大佑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是詹宏志接手的第一个案子。“他的音乐是有话要说的，你必须把他的意见和他的音乐整体看待。这对当时的台湾流行音乐是莫大的冲击，所有的工作方法都得变。”

　　1983年底，詹宏志为罗大佑举办了台湾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为了展现摇滚的力度，他甚至租来了全台北所有的音响。那次演唱会后来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和标杆。

　　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中，詹宏志也“张望”了一回。

　　1983年，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合导的《儿子的大玩偶》一片发生“削苹果事件”(《儿子的大玩偶》上映前，虽已通过官方审核，却遭一些影评人士用“中国影评人协会”名义密告中国国民党文工会，指称片中贫穷落后及违章建筑的画面不妥当，恐有影响“国际形象”的疑虑。属于党营企业的“中央电影公司”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打算修剪其中“苹果的滋味”部分片段。《联合报》披露后，引发台湾舆论界一片哗然，纷纷批评其官僚作风，迫使“中央电影公司”放弃删减。最终，影片一刀未剪通过上映。此事件常被称为“削苹果事件”——记者注)，时任《中国时报》编辑的詹宏志在副刊以全版声援该片，撰文为新电影在舆论上造势。

　　1987年1月24日，包括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在内的53位台湾文化人和电影人，在《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联名发表了“台湾电影宣言”，阐释了对政策单位、大众传播、评论体系的“怀疑”、“期望”、“呼吁”及新电影工作者的决心。

　　作为该宣言的执笔者，詹宏志没有想到，宣言发表后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争论，让台湾新电影运动从此分崩离析。

　　“摇笔杆不可能解决台湾电影面临的问题。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此后，詹宏志改变了旁观者的态度，亲自参与电影工作。侯孝贤正筹拍的《悲情城市》成为他实践的第一步。

　　陪年代集团董事长邱复生吃了一年早饭后，詹宏志终于说服了这个之前和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投资者为《悲情城市》的拍摄埋单。

　　结果，这部于1989年发行的电影，赢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台湾首部获得这一荣誉的电影，并在台湾获得过亿台币的票房。

　　为表感激，侯孝贤在收到2000多万元新台币片酬后，当天就拎了50万现金去詹宏志家。

　　“够意思的小朋友”

　　“做出版，我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书的节奏，让我可以慢慢地考量，慢慢地布局。”詹宏志说。

　　早在高中时代，偶然看到商务印书馆早期开拓者张元济先生的事迹，詹宏志对出版业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我看见一个知识生产事业(出版业)可以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命运。”

　　1975年，詹宏志从《幼狮文艺》主编痖弦处领到了担任文学编辑后的第一项任务：给几位年轻作者写信约稿，参与杂志的年轻创作者写作推广计划——“小说大竞写”。那次比赛让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人成为台湾的“新锐小说家”，也成为詹宏志踏入台湾文化圈的起点。

　　彼时，初出茅庐的詹宏志颇有几分傻气。这个出生在台湾南投乡下的年轻人，曾为邀请古龙开设专栏，与他斗酒，干掉了一整瓶Johnny Walker黑牌威士忌，醉得不省人事。

　　几年后，古龙口中那个“够意思的小朋友”，已迅速成长为台湾新闻出版界的大腕：先后在台湾的两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任过职，25岁出任《时代周刊》总编辑，28岁担任远流出版社总经理，32岁成为台湾发行量第一的财经类刊物《商业周刊》发行人……

　　在远流担任总经理期间，詹宏志让卖书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创造了许多百万畅销书的奇迹。

　　他避开了以文学书为主的出版战场，把处于边缘的心理学书稿组成新战线，第一个月就一口气推出“大众心理学”书系，40本新书。媒体纷纷跟进，使心理学一度成为社会话题，成为“新显学”。这是台湾出版界的一次经典企划。此后，“书系”很快成为了台湾出版的主流方式。

　　1995年，詹宏志成立了城邦出版公司，通过小出版社合并的方式，营造一个大品牌、大团队。城邦刚成立时，只有3个出版品牌：商周出版社、麦田出版社和猫头鹰出版社。此后，随着其他出版社的陆续加盟，“城邦”迅速发展成占有台湾35%图书市场和40%消费杂志市场的重要出版集团。

　　2005年6月，詹宏志宣布从城邦出版集团退休。

　　互联网的梦

　　2001年2月21日，詹宏志生平第一次登上《华尔街日报》的头条，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那一天，是《明日报》关门的日子。

　　一年前，詹宏志雄心勃勃地创办了“台湾第一家网络原生报”——《明日报》，一家没有传统媒体作为“母体”、采编经营全部独立的网络媒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詹宏志就捕捉到了互联网将在全球飞速发展的讯号。

　　1996年2月，时年40岁的詹宏志创办了《PC home》家庭电脑杂志，很快成为台湾计算机类第一刊。《PC home》的成功，让詹宏志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机遇。在媒体圈打拼多年的他相信，互联网可以彻底改变传统新闻的报道模式。

　　“在我心目中，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印刷术，是能复制并传递思想内容的东西，既然它更强大，我们应该拥抱它。”詹宏志对本刊记者说。

　　他想打造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帝国，《明日报》是他为此迈出的第一步。

　　《明日报》创办之初，詹宏志就要求记者随采随发，每天滚动式地出1000条稿件，远超《中时电子报》和联合新闻网的600条新闻标准。

　　“那时我们以为，很多事情可以用钱弥补差距，新闻数量不够多，就找更多记者；更新速度不够快，那就再投资下去。”詹宏志回忆。

　　当时台湾的网络使用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两成多，网站的商业模式也不成熟。像《明日报》这样免费的网络报纸，没有广告进账，只能拼命烧钱。

　　12个月又5天后，《明日报》因严重亏损，偃旗息鼓。

　　“Internet can be everything(互联网可以成就一切)！我可以大胆地说，互联网未来大概要取代传统的印刷术，成为主要的知识供应来源。”结束《明日报》后，詹宏志专注于《PC home》的发展，同时静待时间验证他观察到的趋势。

　　从“趋势家”到“侦探迷”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当时的经济腾飞，台湾社会积聚了大量财富，同时，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

　　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詹宏志，感受到了当时台湾社会中累积的动能。“这股力量会把台湾社会带向何方？无底深渊还是美妙之境？”一直“张望”着的詹宏志充满焦虑。

　　80年代后期，詹宏志陆续发表了《趋势报告》、《趋势索隐》、《城市观察》等作品，分析了台湾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城乡关系、医疗体系、创业风潮……

　　詹宏志当时的预见往往和事情的未来走势不谋而合。媒体因此送他一个“趋势家”的头衔，对此，詹宏志并不买账。

　　原来，“趋势系列”登上台湾畅销书榜首后的一段时间里，詹宏志总会在咖啡店里碰到一些请他预测股票涨跌趋势的人。“我从此就不再写带‘趋势’二字的东西了。”

　　到了90年代，台湾的多元化社会逐渐成型。在詹宏志看来，多元化的意思也就是大家谁也不管谁了，各自有各自的话要说。他开始做一些更个人化的事——用张大春的话说，就是“渐渐走回了文学、创作、小说这些相对而言在观光图谱上人迹较为罕至的地标”。

　　研究推理小说就是“更个人化的事”之一。除了诞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之外，利用职务之便，他将之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图书编辑计划——“谋杀专门店”，近十年时间里，詹宏志向台湾的侦探小说迷们推介了101部全球著名的推理小说。

　　谈起自己这次在大陆出版的两本散文集(《绿光往事》、《人生一瞬》)，他说：“就个人来说，是从我自身的感情出发，回忆那些交往过的人；但扩大到整个时代，我所写的其实是一个工业社会的乡愁。”

　　“现在的我，拥有的过去很多，未来却愈来愈少了。”说到此处，詹宏志有些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