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沃尔克：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的利益

　　杨燕青 严婷

　　[ 我想要向中国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这意味着某种责任，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的利益，因为中国无法在孤立中繁荣 ]

　　自从诞生以来，“沃尔克规则”(Volcker’s Rule)似乎从未离开过政策辩论的风口浪尖。

　　在摩根大通“伦敦鲸”事件掀起巨浪、面对又一起由“疑似”自营交易演变为危险赌注的案例时，这项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规则制定者——美联储前主席、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近日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频道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专访。

　　有意思的是，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恰恰是抵制这项规则的中坚力量。而有些讽刺的是，就在摩根大通巨亏事件曝光之前，美联储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刚刚宣布，原定于今年7月21日执行的“沃尔克规则”将被推迟至2014年7月再执行。

　　“是吗？但这并不会带来任何区别。”沃尔克对此轻描淡写地说。在他看来，这些争议是“那些不喜欢这项规则的人的自然反应”，但沃尔克相信“他们错了”。而目前，沃尔克规则或者类似的原则已经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可，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欧洲都同意，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应该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

　　沃尔克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早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沃尔克就以有效打破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而被视为“美国英雄”：1981年时美国的通胀率曾一度高达13.5%，而沃尔克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1.2%提升至20%的历史新高，贷款利率也提升至21.5%，成功地在1983年将通胀率降至3.2%。

　　这也是为何其继任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赞誉沃尔克为“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对于通胀风险的高度警惕，让沃尔克在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美联储应该接受3%~4%的通胀率来为美国经济提供支持”的说法时，毫不犹豫且斩钉截铁地说道：“克鲁格曼错了！”

　　谈到中国，沃尔克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中国要参与世界经济，就必须遵守世界经济规则，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规则制定中来，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让沃尔克最为头疼的问题则是，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极其分裂的政治系统。

　　不喜欢沃尔克规则的人错了

　　第一财经日报：摩根大通最近宣布在衍生品投资中巨亏20亿美元。但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坚持认为，即使“沃尔克规则”已经生效，这些交易也是合法的。你是否认同他的说法？

　　沃尔克：我并不了解摩根大通交易的具体事实，因此我无法予以置评。沃尔克规则目前还未生效，而是否违反沃尔克规则也取决于具体的交易事实。

　　日报：讽刺的是，美联储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此前刚刚宣布，原定于今年7月21日执行的“沃尔克规则”将被推迟到2014年7月再执行。

　　沃尔克：是吗？但这并不会带来任何区别。

　　日报：很多人支持你，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你认为目前的“沃尔克规则”是否由于妥协过多而不够有效？

　　沃尔克：我不知道最终监管规则会是怎样，但不会所有人都同意。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让监管者尽可能做好他们的工作。我相信好的监管是有可能实现的，监管者也能防止银行进行大量自营交易，防止银行不负责任地投资那些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我认为，这个概念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对于执行能力还存在一些争议。这也是那些不喜欢这项规则的人的自然反应，他们会说这个规则无法奏效，但我认为他们错了。

　　日报：但有人认为，很难真正界定什么是自营交易，什么是客户交易。

　　沃尔克：银行很清楚什么是自营交易，什么是客户交易。如果他们不知道两者区别，也不配被称为银行家。这完全不是一个主观问题。

　　日报：你对于金融衍生品的态度已广为人知，你甚至曾经说过：“银行业唯一有用的创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

　　沃尔克：这只是形容，当然不能按照绝对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但事实上，很多所谓的“金融创新”不仅毫无作用，其中一些甚至最终会削弱整个金融系统。很多这样的金融产品是基于复杂的数学和统计技巧设计出来的，初衷是降低风险，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由于太过复杂，很多风险很难追溯，一些风险又过于集中。因此目前这方面的改革诉求很强烈，我最近刚受邀参加欧洲议会就这一问题召开的研讨会，英国的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编者注：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主席)也参与了这次讨论。

　　日报：美国有“沃尔克规则”，英国也有“维克斯规则”。

　　沃尔克：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欧洲议会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和维克斯都同意的一点是，欧洲银行业需要结构性改革，允许或不允许银行展开哪些活动应该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由监督者来判断。我们都同意，一些自营交易应该从商业银行中移除。

　　日报：监管套利很难防止，所以我们应该在欧洲、在英国有一套类似的规则。你认为中国是否也需要这样的规则？

　　沃尔克：在美国和英国之间采取共同监管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英美的金融市场极其庞大。对于中国，我当然乐意看到中国采取类似措施，但这对于中国还不重要，因为中国的银行业还未涉及到这些自营业务。当然，也可以防患于未然。中国可以采取类似措施，但主要是出于预防性目的。

　　日报：你是否担心“沃尔克规则”一旦广泛实施后，会推高融资和借贷成本？

　　沃尔克：不，恰恰相反。我认为银行就应该集中精力在借贷业务上，这会让借贷更有效，尤其是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大型企业可以不需要银行融资，但小企业却做不到。中小企业融资很重要，因为真正能为整体经济带来增长和活力的恰恰是那些中小企业。

　　欧洲需要一个“中央政府”

　　日报：欧元区危机有解吗？

　　沃尔克：欧元区显然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欧元制度是不完整的，他们拥有统一的汇率，但却没有成员国的财政自律。有趣的是，在欧元区内部有强劲的盈余国也有赤字国，这有点像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的处境相似，也没有统一货币。

　　日报：这是很有意思的对比。对于欧元区的危机，你认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应该做些什么？是否会有第三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沃尔克：出于维护欧元稳定的强烈愿望，欧洲央行已经完成了非凡的任务。或许他们应该做更多，因为并没有其他可用工具。他们必须让成员国同意向希腊进行财政援助，但显然要让这些国家达成一致来提供必要支持是很困难的。这是欧洲的“两难”处境：像德国这样的债权国并不想做出太大承诺，因为那些债务国不一定会做出他们的承诺；但债务国又不愿意在看到资金到位之前做出财政紧缩的承诺。欧洲拥有欧洲央行但缺乏欧洲政府，这必须做出一定改变，这也是欧元区问题的长期根本解决方案，即必须拥有中央政府。

　　日报：那么你支持最终推出欧元债券？

　　沃尔克：我现在还不一定支持欧元债券，因为现状是各国还缺乏信任。欧洲并不愿意在看到债务国还无法财政自律的情况下就推出欧元债券。因此这也是同样的“两难”。欧元债券只可能在欧洲政府更加一体化之后才会出现，反过来是不可能的。

　　日报：因此必须有人先迈出果断的一步。

　　沃尔克：这已经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日报：如果你是德拉吉的话，你是否会让欧洲央行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沃尔克：如果我是德拉吉——当然我不是，我会召集所有政府聚在一起，决定它们究竟想要什么，果断地迈向更加一体化的欧洲经济联盟。各国的反应我不知道，但我只想让他们聚到一起做出决定。

　　日报：在欧元区有论调认为，欧元区应该通过提高通胀来削减债务。你是否赞成？

　　沃尔克：欧元区面临着一场很大的挑战。毫无疑问，德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力存在很大差异。这需要很长时间来完全改变。但很多在劳动生产力方面有显著差异的国家，并不一定在收支平衡上有相应的反映。例如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但中国却是盈余国。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其他因素。欧洲没有简单的出路。但显然，如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在心理上来说是很重要的。

　　日报：你认为是否应该有一些国家从欧元区“休假式离开”？

　　沃尔克：我们在大学里是有这样的休假，但我不认为世界上有任何国家能够“休假”。

　　克鲁格曼错了

　　日报：谈谈美国经济，你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经济复苏是否已经巩固？还是说这些复苏绿芽只是昙花一现，可能在明年因为“财政悬崖”而消失？

　　沃尔克：复苏与经济增长的绿芽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我们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过度负债，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买了很多投机资产，一些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像这样一种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银行和整体经济存在过度杠杆化的金融危机，比起在普通商业周期中发生的危机而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才能重塑经济。目前美国有很多政治变化，人们说经济复苏缓慢是政治的错，但复苏本来就是缓慢的。

　　日报：你认为是否有必要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

　　沃尔克：我并不喜欢QE这个词，但美联储已经将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他们没法再降低利率了。

　　日报：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最近表示，美联储应该接受3%~4%的通胀率来为美国经济提供支持。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沃尔克：克鲁格曼错了。

　　日报：如果看一下几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占GDP的比重，欧洲央行为30%，美联储为20%，而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为全球央行之最，占GDP的60%，这些流动性有朝一日是否能收回？

　　沃尔克：在这次危机中，中央银行成为主要的金融中介，因为其他中介都崩溃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取代了私人市场。问题是你是否能够反向操作。答案是：是的，可以。

　　日报：你认为伯南克能这么做？

　　沃尔克：美联储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么做。

　　日报：那么你认为中国央行未来是否有力量这么做？

　　沃尔克：你提到了“力量”。这确实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自律以及意愿的问题，问题是人们是否有力量去这么做。

　　中国需承担国际责任

　　日报：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一些人认为人民币正在进行一场没有前提条件的冒险，这些前提条件包括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可兑换性。因此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持质疑态度。你对此有何建议？

　　沃尔克：市场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币自由化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关系。

　　日报：如果中国继续推进改革，你认为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强劲的货币？

　　沃尔克：中国做得很好，所以我相信中国。

　　日报：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应对全球失衡方面的努力？

　　沃尔克：我认为美国方面应该做出更多努力。幸运的是，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已经大幅降低，但问题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暂时现象。

　　日报：你认为这是暂时的吗？

　　沃尔克：我不知道，我并不是中国经济专家。中国经济增速以及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劳动力工资水平依然过低，但中国也在调整的过程中。

　　日报：你想要对中国的领导人传递怎样的信息？

　　沃尔克：我想要向中国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这意味着某种责任，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的利益，因为中国无法在孤立中繁荣。例如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从而为世界其他国家繁荣创造条件。以知识产权为例，这是基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共识而建立的规则。当然，一些规则是合理的，一些也可能不合理。但国际经济就是建立在国际规则之上，如果中国要参与世界经济，就必须遵守世界经济规则，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规则制定中来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

　　日报：最后的问题是，如今让你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沃尔克：让我头疼的事情有很多，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分裂的政治系统。每个人都看到挑战，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非常大。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一个分裂的政治系统很难发挥作用，更何况目前是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关键时刻。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让我最担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