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中国挑战大于机遇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世界各国在技术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多年，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一些科学领域的创新为技术创新和推进产业化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千万不能对新兴企业设置障碍，特别是创新型小企业，要支持发展、鼓励发展，在准入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发展的精力放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上，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扩张，产业的成熟反过来又推动技术的进步。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会如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的那样如期到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些问题不但政府和企业关心，广大学者和研究部门专家也在深深思考，寻找答案。

　　作为对产业经济和技术经济有着深刻研究的权威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研究员不但参与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相关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而且曾经两次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人。近日冯飞研究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重大创新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经济参考报》：对于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的建立在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观点，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当前世界和中国的产业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冯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当时我们的判断是，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夜。虽然没有考虑是第几次革命的问题，但是已经明显看出世界经济正在孕育新的变革。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已逾200年，期间曾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大技术变革。自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一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感觉到会有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呼之欲出。有专家就曾经预言，到了2025年，全球经济将进入生物经济的时代；还有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或者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IBM提出的智慧地球物联网云计算等都属于这种新产业。另外，一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产业也获得了高速增长，全球向低碳经济转移也成为了大趋势。

　　世界各国在技术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多年，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一些科学领域的创新为技术创新和推进产业化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比如，实际上风能、太阳能经历了几十年的知识积累，从知识的创造到技术的创造再到产业化。这些重大创新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从我国自身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参与新一轮科技竞争的能力和条件。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对于缓解我国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稳定增长，带动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科学技术正处在革命性变化过程的观点逐步被政府决策部门、学术界和企业界所接受。至于说，是第几轮工业革命，由于不同学者和研究人员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归纳总结主线不一样，划分也就不一样。《经济学家》的封面文章认为制造业数字化是本轮工业革命的特征。我理解，他的这种总结是以生产方式变革为主线。还有一种方式是从主导技术和新兴产业角度来归纳总结。比如，从蒸汽机到电气，从IT技术到互联网等等。还有人是以科学技术突破角度来讲，比如中科院就有科学家认为，现在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其中四次技术革命，两次是科学革命。

　　新一轮产业革命呈现三大特点

　　《经济参考报》：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从瓦特制成改良型蒸汽机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世界经历了几轮技术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那么您认为，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具备了哪些新的特点？

　　冯飞：我认为，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新兴技术的群体涌现，协同融合。和前几轮工业革命，也就是蒸汽机、电气、IT，这些以某一项工业技术占主导的情况不同，这一轮工业革命需要协同融合。比如，我们认为，信息化浪潮并没有终结，仍然方兴未艾，出现了以信息技术深入应用为特征的新信息化浪潮，或者叫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个人电脑的出现，第二次是互联网，第三次是以物联网、云计算、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为特征的浪潮。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和新兴技术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有很强的催化作用。生物技术也是如此，生物能源与新能源之间还产生了耦合效应。

　　第二，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到新技术革命中。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2009年年底，美国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其中涉及6大产业，绝大多数都跟我国的“七大产业”有相似性；欧洲出台了“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日本也出台了“日本2020新增长战略”。

　　从这几大主要经济体的选择来看，对新兴技术的选择日益趋同，各国基本上都把新能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本国或本地区今后发展的重点。这些主要经济体普遍认为，在这些领域可能存在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加上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进而带动经济新一轮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则试图通过重点突破的战略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突破。比如，巴西利用自己独天得厚的资源优势主要在生物能源领域展开突破。

　　第三，应对共同挑战。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对于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安全，第二是环境与气候变化。而且这两大驱动力也是全球共同应对挑战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和合作是必然的。既有竞争一面，各个国家试图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另外必须走合作道路，共同采取行动才能应对全球面对的挑战。

　　《经济参考报》：当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新的技术和科技领域将出现新的变革力量，并且有所行动之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我国政府也需要对这种新情况和新趋势以及对未来可能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加以评估和判断，那么根据您的研究和判断，这一轮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

　　冯飞：我认为，这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对中国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是挑战大于机遇。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说数字化制造是这一轮革命的突出特点，那么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将会出现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来替代劳动。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进入金融危机之后，希望寻求出路，进而提出制造业复兴和再工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实现再工业化最大的困难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提供更高的技术去改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劣势，否则他们的想法就成为空话。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美国在寻找新的出路，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融合来弥补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件事现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3D打印机的出现。当然，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劳动力成本都不重要，一些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还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在许多行业，体现个性化服务会变得更加重要。这种个性化服务带来一个新问题，对市场快速反应将影响到制造设施的空间布局。工厂放在市场附近，对市场需求能做出快速及时反应的地方成为重要因素，而不是放在劳动力成本低，但是距离市场比较远的地方。这将大大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市场因素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能否把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快速反应到产品的设计当中来满足多样化需求，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第三次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更大的话，那么对我国的挑战尤为明显。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走中国当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即吸引全球制造业到某一个国家的机会已经不多。

　　第三，规模经济重要性降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像上一次工业革命那样，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征。比如，从能源生产和利用角度来讲，不再由一个或者几家大的能源集团集中提供能源，能源都是分散的，每一个人既是能源的消费者又是能源的提供者。虽然有些产品仍然需要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还是主要竞争力所在，但是越来越多的柔性制造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个性化服务显得更加重要。多样化、灵活性，对于企业而言是新的发展方向。

　　第四，决策分散化。对我国来讲，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个性化、快速性和分散性等特点，这必将导致决策是分散性的。

　　总的来说，这轮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出来。我认为，这种影响在未来的五年会逐步显现出来。现在讲革命已经产生了变化为时过早。但是也引发我们的思考，不能对这种革命性变化漠视，对政策研究部门来说，宁可把挑战评估得更足一些，应对才能更加主动，准备才能更充分，如果对这些战略长期变化视而不见日后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经济参考报》：既然您认为是挑战大于机遇，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冯飞：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已经遇到瓶颈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以前要素成本低的优势近些年削弱明显，跟发达国家的成本差距在明显缩小。美国研究机构认为，对比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性成本，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但是，到2015年左右，将达到60%左右，说明中国的综合成本上升速度很快，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天然气和煤炭非常便宜，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DP的9%，而中国占到18%，综合起来，一些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必然，如果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技术手段的叠加，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由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四方面影响，对中国来讲冲击还是很大的。当然中国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还具有一些综合性优势，低成本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结合是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对市场的快速灵活反应，个性化需求，但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再加上多层次性，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

　　调整周期比较长，政府要适应这些趋势性的变化，企业也要捕捉发展和调整的机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特点是低成本，加工组装有很强优势。但是，要把个性化服务及时转化为产品这就考验企业对市场的反映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否把市场需求在产品设计中及时体现出来，这是核心的东西。如果我国能把短板补齐，发挥超大规模国家多层次市场的优势，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危机转化为机遇。

　　第二，数字化制造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明显提高，必须具备驾驭这些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人才。现在出现了人才结构供给的扭曲，应该把如何提高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来考虑。人才战略除了要关注高端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要着眼于培养高技能的技术人才。

　　第三，体制机制要变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是系统性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

　　目前，依靠中国的综合国力，只要我们抓住在制造业当中比较好的基础，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完全可以住在机遇。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揠苗助长

　　《经济参考报》：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掌握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动权也对我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做了相应的规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确定了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您也参与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您能谈谈“战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飞：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在这次工业革命抢得先机。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显著地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能显著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能让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谋求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经济参考报》：与传统产业相比，您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哪些新特点和新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了要担负起未来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任务，还有哪些新任务？我们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应该从以前经济发展战略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冯飞：战略新兴产业基本上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起步阶段的特点是技术创新非常活跃，不断地产生新技术，甚至是出现一些“颠覆性创新”、突破性创新。所谓“颠覆性创新”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可能对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技术就是一个完全的替代关系。

　　所以这个产业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的不成熟，充满着一些技术风险，同时也充满着一些技术的机遇。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谓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狭窄的技术创新方面，而不应该等同于传统的产业，地方政府急于拉投资，这样的做法是带有很大的技术风险的。

　　在产业化的初期，市场是不成熟或者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有一些领域有一个规律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拉动经济，就是有供给了才有需求，比如互联网，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在产品引入的初期，如果这个产品是对传统产品替代的话，会面临着一个初期成本较高的问题，比如像新能源汽车，替代的是传统的汽柴油汽车。目前新能源汽车价格、成本都比较高，性能上也不如传统的汽车，所以就面临着一个市场进入难的问题。最后是整个的消费环境还有比较大的障碍。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不完善，也会制约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地应用。这是市场的特点。

　　从投资来看产业成熟阶段是典型的一个投资“蜂聚”现象，就是像蜜蜂一样地集中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都出现过投资“蜂聚”现象。如果是没有政府干预的这样一种行为，投资的“蜂聚”现象是好事，如果地方政府在拔苗助长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也会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盲目发展，出现一些产业雷同、恶性竞争等等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新技术往往诞生于新兴企业，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像90年代初的信息革命，信息化浪潮，微软、谷歌、Cisco，像这些企业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甚至是占据这个行业的全球化地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千万不能对新兴企业设置障碍，特别是创新型小企业，要支持发展、鼓励发展，在准入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哪个产业成熟发展得好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创新的程度。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面临三大创新任务：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第一是技术创新。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发展的精力放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上，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扩张，产业的成熟反过来又推动技术的进步。如果只是关注规模产业化，就会蕴含巨大的技术风险，可能被市场出现的新技术所淘汰。

　　第二是商业模式创新，一个产业不光是技术的创新，关键是商业模式，这个技术被市场接受，是因为有适合它的商业模式，即企业、消费者能够双赢的模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不能偏颇。

　　第三是体制机制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核心是形成技术不断进步的机制，把全社会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现在的政策、体制，比较擅长传统产业追求规模扩张的管理办法，基本上是规模赶超型，而不是创新导向型，但是要实现技术赶超，相关的制度还没有形成，而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不是靠一两点可以取得突破的，从准入、行业壁垒的破除，到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等，都需要一系列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