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业不必悲观

　　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今年的上海电影节，很多导演的发言中都谈及了目前电影拍摄和制作的困难与压力，这不仅包括“体制”的问题，也有盗版等问题的困扰，冯小刚斥责 “这是个充满造假的民族，假奶粉假足球假票房还有盗版”。

　　坦白说，大部分院线电影票价较高是现实，它们的价格与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著名导演张艺谋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电影票价“六七十比较高啊，我觉得二三十还能接受”。 当然，这不是说看盗版就是对的。应对盗版问题，除了鼓励人们支持正版，还应该积极改变电影票价虚高的现象。比如相关部门应该改变考虑“减免企业缴纳的电影基金”。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政协近日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协商会上，冯小刚就曾这样建议，他认为，电影专项基金“将一项公益支出摊派在利润微薄的电影企业身上”。

　　这项1996年确立的制度已经与现实不太相符，那时电影与资本的拥抱还未普遍发生，不仅是农村地区需要国家通过资金支持来建设电影院等播放设施，而且一些城市的电影院，民资也还未普遍进入。但是，近年来资本大量进入，并且国家财政增长很快，公益性的电影基金应该由财政埋单。同时， 相关部门也应该在税收优惠方面多扶持电影产业。电影产业的利润确实受到了来自相关制度与影院（在结算中影院占据优势）的双重挤压。

　　导演管虎说，“要做问题少的电影，抱怨不得”。陆川则说，“别把电影当宣传工具，把电影还给大众”。娄烨更是坦言，“在中国当导演太苦了”。 就“体制”而言，中国的电影业发展历来比较注重“主旋律电影”，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化与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无可避免地需要电影业逐步形成多元化。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现状，那么繁荣电影业就是水中捞月。国务院在2010年初提出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了，电影业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形成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创作生产格局。电影审查制度的规范化其实就是需要将审查根据与过程公开化，而分级制度是关键之一，分级标准明确而公开，那么审查自然也有章可循。只有建立了电影审查的规范制度，审查压力才会变小。

　　利润是制作者压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很多优秀的导演依然是希望通过拍电影在精神层面实现自我追求与体现，并试图感染受众。那么，究竟怎样才算一部好的电影？显然，它应该不是根据某个人或者某个领导的喜好来勾兑出来的。就感官体验、精美制作以及故事情节而言，好莱坞电影的世界口碑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的国产电影就没有了竞争市场，它们仍可以通过电影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以及个人境遇的思考，于是我们看到不少非好莱坞电影也备受好评，比如伊朗电影《离别》就是一例，它同样具有国际市场，因为它饱含思考。

　　中国电影业不必悲观

　　反观中国，仍然缺乏这样一些能够启发人深思的电影，大量的武侠片中真正能够带来启发的片子并不多。卖座的商业片之所以票房高，或许是因为触动了大量城市犬儒的普遍心理，要么是灰姑娘遇到了高富帅的王子，要么就是以逗乐的台词取胜。这些片子的大欢喜结局令人们继续安然自得，逗乐有余，思考不足。这是多元市场的需要，不过，它不应该是市场的全部。

　　那些试图还原历史和当下人们现实境遇的导演与编剧是令人敬佩的，比如冯小刚正在创作的《温故1942》，根据一部纪实小说改编，他组织工作人员带着摄像机录音笔，按照原著中涉及到的所有省份县市一路走过去。“我们走了河南全境，还有山西、陕西、重庆，一路上故事在不断生长。这种期望电影给人们带来思考与启发的制作是有意义的，它试图还原历史的做法也体现了电影并不是导演对受众的一种简单灌输，它想通过历史来启发人们的自主思考。各方对此类题材都应该抱以宽容的心态，毕竟，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历史。

　　所以说，将好莱坞电影视作中国电影业的洪水猛兽是不客观的，以综合压力大为由认为创造没有生路，都是一种逃避甚至推卸责任的态度。创作出引发国人深思的电影，依然是有可能的。电影审查制度本身也正在不断完善。所以，中国电影业其实没那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