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的诅咒

　　云也退

　　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提供了五种读兰波《彩画集》的方法，他说，这是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本散文诗集。那些自认为大致能懂这本书的普通读者，比如我，无非是从文字中找到他个人经历的烙印罢了，距离他那苦心灵还有说不清多长的距离。

　　据兰波传记作者让-吕克·斯坦梅茨说，兰波的妹妹伊莎贝尔，也是陪他在马赛走过人生最后一程的人，事后跟人说，兰波死前看到了《彩画集》里的画面。斯坦梅茨表示不信，他认为，伊莎贝尔很可能是之后读《彩画集》，有意无意地把其中的一些东西塞给了兰波的亲身经历。伊莎贝尔是兰波死后唯一的代表人，她一直百般维护兰波的作品和形象。斯坦梅茨大多数时候都不信任伊莎贝尔，这让我们更不敢轻易地对兰波的诗及其人做出解释。我们所知的，是伊莎贝尔出生时兰波6岁，他们的父亲此时已离家出走，再无音讯，之后，失怙的兄妹抬头低头看到的都是母亲的冷颜峻威，至少这一点可以解释兰波的许多话语的论调，也可以说明菲利普·贝松何以采用这么一种凛冽阴森的口吻：

　　看看这些人吧，他们有的沿街乞讨，有的遭受诅咒，有的被世界遗忘，有的身材难看，有的酗酒成性；他们被繁重的劳作折磨得面目全非，被永无休止的冬天摧残得苍老无比；看看他们吧，这些恶毒的人，虚伪的人，爱嘲讽的人，贪婪的人，这些恶狠狠斜眼看人的女人，还有少言寡语耐心宽厚的男人；看看这些络绎不绝来到他床边的人吧，他们好像来看一场演出，又好像去坟地扫墓。

　　16岁时，为了成为诗人，兰波“用尽了自身的一切毒药”。他的一位中学老师佩雷特给他的评价是：他很聪明，但我不喜欢他的眼睛和微笑；他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结局；任何平庸的东西都不会在他头脑里滋生；他将成为一个天才——一个非善即恶的天才。这些话句句都说准了，兰波成长为一个深深痴迷于“恶”的天才，而贝松认为他的妹妹也是如此。可以想见，他在寻找伊莎贝尔的声音时，对她一副老处女模样的照片和画像端详了有多少次。这是一个无法让人轻松地投诸同情的女子，无法被她的同时代人不带偏见地描绘，因为她只能让人想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定律。贝松或许设法做到公正一些，不过，从所有关于这对兄妹的材料里，后世的人恐怕也只能索解出一种与她哥哥相近的毒药人格。

　　《脆弱的时光》所撰的是1891年，兰波从截肢到去世那五个月里，伊莎贝尔的陪护日记。对喜爱兰波的人来说，他的病腿和凡·高的耳朵一样，是孤独天才不为世人所容，甚至也不为命运所恤的物证，他们背井离乡、残损自身、英年早逝，无不是出于挣脱“生于尘土而归于尘土”这一宿命的必要。兰波晚期所作《地狱一季》，说是为过去的经历所作的象征性忏悔，是沉郁顿挫的反思，但此前狂乱的反叛、醉眼朦胧的自语、灵与肉之间的撕裂变本加厉，越发坐实了自己渎神者兼受人鄙夷的疯子的角色。兰波或许认为，他要实现“通灵者”的诺言，要发明“文字炼金术”，要打破以往法国诗歌的一切清规戒律，要赋予诗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色彩和自由——但是，不写诗、不通灵、无意去地狱里行走的伊莎贝尔，她的毒语频发又所为何来？上面所引的这段吐露对旁人的怨毒情绪的日记，在《脆弱的时光》中随处可见。

　　兰波兄妹性格里的毒是从童年就积累起来的。兰波6岁时父亲一去不返，随后伊莎贝尔出世，他们在天主教徒母亲的严酷管教下长大，这位母亲在《脆弱的时光》里被侧面描写为一个性格被生活和宗教戒律挤压的人，孤僻沉默，极少与亲友沟通，出于义务感和惯性而不是乐趣，愿意为家庭付出一切。贝松将这种性格复制到了伊莎贝尔身上，让她在日记里倾吐被理解的渴望：

　　看到我这么沉着，他们都在想什么？我是多么冷漠？……他们是不是无法猜到，我其实每一分钟都想大声狂吼，就像一只被绳子拴了很久的狗，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毕竟我还要有尊严。他们不会明白，我在医院阴暗的走廊忍住不哭，把泪水吞到肚子里吧？从小我就会这样做……在我们这个家里，我们从不屈服。

　　伊莎贝尔恨那些不懂兰波、怨恨兰波的世人，恨无知的贩夫走卒，也恨那些不懂自己的人——在她眼里几乎是所有人。然而在这方面，她跟母亲又完全一样，并不指望真能有人理解她。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自己蓄毒，自己消化。兰波曾经懊悔过自己没有好好找个姑娘成家，临终前的几天，他和伊莎贝尔是互相搂着度过的，他需要女人，而伊莎贝尔，这个年过三十还没谈过恋爱的孤僻女子，其实已经扮演了兰波第二个母亲的角色。

　　“通灵者”或许是种诅咒，兰波毁自己不算，还拖累家人，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在愤恨、悲伤和懊悔之中度过的，可是，被诅咒的人又如何脱得了命运？他的妹妹在兰波死后又过了三十年备受訾议的人生，人们对她的责备远远大于同情；她自认为在维护兰波，不料传记作家都认为她的偏私太重，提供的证据不可轻信，对此，伊莎贝尔缺少哥哥那样可供凭吊的才华，更无力自证清白。文化名人的遗属活到她这个境地的，怕也是寥寥无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