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敛经济内生动力， 将有助于改善老龄化压力

　　随着近年来一些沿海城市持续遭遇用工荒之困，目前部分地区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荒现象也越发突出，未来农村在人口老龄化下将面临“谁来种地”等问题，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农民荒已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城市用工荒与农村农民荒的并行不悖，反映未来中国农村将很难有更多人口向城市转移，廉价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渐趋尾声。毕竟，目前30岁以下年轻农民几乎被裹入城市化洪流，全国务农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比达32.5%，中西部地区80%的农民为50-70岁老人，使农村几乎没有剩余劳动力可转移，因此，那种认为农村还将有一半人口转移的观点值得商榷。

　　坦白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各种制度和政策手段，令农村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当前农村不仅无法再继续高强度地充当城市廉价劳动力的输送基地，而且因农村高素质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市场被抽肥补瘦，正严重影响农业劳动产生率的提升，使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问题不得不值得关注。毕竟，在城市人口老龄化和一些地区养老金支付性贫困日益突出下，未来若继续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结构合理化，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

　　不仅如此，正是一些地区过度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非农转移的粗放开发，致使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和金融资源被不断地制度性抽离，加剧了局部的农业弱势地位和农产品供给冲击和通胀压力。同时，大量青壮年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抽离，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亟待补充与合理化。如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达15.4%，比全国的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而30岁以下农业户籍劳动力不仅很少具有从事农业的经验，因此未来“谁来种地”无疑是最严峻的现实挑战。

　　鉴于此，当前亟须摈弃传统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思路，以制度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即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都并非是单纯的负担，适度推进制度变革，聚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改善人口老龄化压力。

　　以农村为例，可以考虑通过相关农业制度变革，促使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有序流转和优化配置，重新聚敛农村对劳动力、土地和金融资源的吸引能力，提高农村经济绩效。如推动制度变革，使农地合理有效配置和流转，使耕地通过配置“流转”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种粮高手，不仅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及农业部门对非农部门的议价能力；而且，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农业深加工产业，降低务农与非农就业的收益差距，使农村劳动力无需进城就可就近安置就业。同时，农地合理流转的影响是可控的，并不必然导致大量无地农业人口的出现，因为从技术上可鼓励农民以耕地自愿入股，以股东之身份参与耕地的企业化运作。此外，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将推动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化进程，从而借助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减轻农村人口老龄化压力。

　　在城市，缓解人口老龄化，迎接人口结构调整的挑战，同样源自非农产业内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非单纯从农村抽补劳动力、土地和金融资源。事实上，唯有城市非农产业内生增长动力的提高，才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增加值，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下养老金支付贫困压力。否则，继续以城乡二元身份隔阂的制度优势，抽取农村劳动力、土地和金融资源，将使城市经济失去内生增长动力，加剧转型困局，放大城乡人口老龄化风险敞口。

　　由此可见，当前舒缓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之痛，亟需的是制度变革释放城乡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使经济走出对粗放式廉价比较优势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