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林毅夫为什么乐观

　　程凯

　　 说实话，现在大家都在担心，担心中国经济真的出问题，所以上证指数就是愿意一路向下，所以就连一向乐观的国企也开始有了过几年紧日子的想法，所以当刚刚回北大的林毅夫教授提出中国经济还能以每年8%的速度再增长个20年后，有人怀疑这叫“放卫星”。

　　 但是，当所有人都悲观时，保持一点乐观不仅不会有错，而且会更有建设性，套用一个新词汇，叫多一点“正能量”。

　　 多一点正能量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盲目地相信正能量，正能量也是需要基础的，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继续高增长的基础呢？

　　 林毅夫的结论很简洁，依据还是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说他的乐观并非盲目爱国，而是基于专业的经济学分析，即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

　　 他还列举了一个历史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美国的21%，也相当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中国台湾1975年和同期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值，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上述时点之后都保持了20年的平均8%左右的高增长。

　　 当然，有比较优势不是充分条件，有历史数据也不说明历史就一定会重演，比较优势是需要拿来发挥利用的，而各种不利条件也需要不断克服，因此，林毅夫回来之后说的第二个要点其实更值得关注。

　　 林毅夫认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改善迫在眉睫，因为收入不平等正是现在中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现在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的是投资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压制的是国内的消费，导致的是目前大规模的经常项目盈余。

　　 之前的《地平线》专栏中，对铁公基的看法一直是中性的。就是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之下，消费不可能一蹴而就，拯救经济处于弱势；能高速、高效发挥作用的只有铁公基。不是说铁公基有多好，而是只有铁公基可用。而现在林毅夫给我们的解释是：为什么只有铁公基可用，以及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格局。

　　 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应该是这样的，既不因为有缺点就放弃了救急的药方，也不因为救急药方生效了就放弃治根治本的长效药。林毅夫的长效药就是，将更多的收入转移到穷人手中，能够使收入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公司与工人之间实现再平衡。

　　 再一次强调一下这种观点与常识的不同之处，大家可能一眼还没看出来，林毅夫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解决了公平问题，反而促进了效率问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这点和我们的常识是不是相反呢？对于我这种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门外汉，在长期的受教育过程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了这样的观点：效率和公平不能得兼，就像鱼和熊掌你只能吃一样。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首先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这种对效率的释放成就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奇迹。林毅夫在赞扬这种奇迹的同时，认为后20年继续的高速增长需要通过解决公平问题来实现。

　　 如果用更加哲学一点的话来分析这种效率和公平的悖论，其实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过犹不及。30年前是过于追求公平而丧失了效率，30年来是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从一种极端走到另一种极端，都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20年呢？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钟摆的中点。

　　 那种“只顾效率反而损害了效率，拖垮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观点，不止林毅夫一个人独有。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那里，这种极端现象同样发生在美国。斯蒂格利茨认为，效率正在因为不公平而受到损害，可持续性正在因为不公平的拉大变得岌岌可危。

　　 斯蒂格利茨在推出他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之前，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梦已成神话》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最高收入人群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已经不再是它自认为的什么中产阶级国家！

　　 为什么美国梦正在消失？斯蒂格利茨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美国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也就是说，美国人也在“拼爹”！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有再多的正能量，最终都会被负能量填满。效率和公平，并非不可得兼。认识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