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闽军：大城市治堵，不是简单的“限购”

　　一边是堪称“最贵铁皮”的上海车牌“高烧”不退，一边是广州突然加入汽车限购行列。私车牌照，正成为大城市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日益凸显的“堵城效应”，似乎在“倒逼”政府加速出台“限令”，这些举措能否缓解“堵城”痼疾？汽车社会，日渐蹒跚的步伐又将走向何处？(7月4日《新闻晚报》)

　　随着广州加入汽车限购行列，一线城市的限购步伐已经明显加快，但其效果是否明显，其实并不要急于寻找答案。毕竟，一线城市的限购措施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而这种无奈的选择并非是治堵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公众纷纷质疑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的同时，其实也不能全盘否认其短期效应，当然，只有改变单一的限购措施，多管齐下才有望使治堵工作得到明显改善。

　　之所以说，单一的限购效果不明显是有事实为依据的。以上海北京为例，车牌拍卖和摇号的实质就是在对私家车的限购，但私家车牌变得又贵又沉重的时候，人们又在质疑其给治堵工作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尽管效果不明显，但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其积极作用，虽然其效果看上去是短期行为，但至少给城市规划建设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倘若，能对公车进行限购，或许效果会更理想些。

　　限购措施在争议中逐步的推广并扩展其范围，而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的规划则显得更加迫切。当人们开车在城市的道路行驶时，你会发现高架桥变得更窄了，当你乘坐公交、地铁时你会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其拥挤程度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而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容，城郊差距的缩小，公共交通发展滞后的矛盾显得越发突出。公共交通建设的滞后使买私家车的人群逐渐增多，即便铁皮再贵，摇号概率再低也很难阻挡一些有能力消费人群的购车步伐，而且还催生了一些灰色经济和利益链的产生。

　　限购如何更好的为治堵工作服务，治堵如何更合理跟上城市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各种应对措施实际上是无法单一的切割出来实施的。当公众看到公车限行的进步同时，更希望公车能像私家车一样得到限购的压制，既为治堵做出应有的表率也为财政支出着实减负。

　　单一的限购显然适应不了城市发展的需求。除了公共交通的发展规划，停车难的问题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一大难点，所以，治堵工作必定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工作，任何单一的措施只能起到短期的缓解作用，从长远来看必定要多管齐下，齐头并进，才能出长远效果。当然，还不能排除环保的因素，当哪一天治堵有成效了环保措施又没跟上的时候，那又将面临另外一场革命，与其疲于奔命的急救，不如针对治堵工作来一个全面的规划建设，而这种规划必定是涉及很多方面的有效协调的愿景。（邓闽军）

　　汽车限购令应让地方政府懂得“莫大责任”

　　“广州汽车限购”引发的多重疑问

　　广州“汽车限购令”背后的民生逻辑

　　中小客车限购，尚需兼顾代际公平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