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和企业家精神”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讯 2012年2月4日-6日，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图为思想互动空间：市场、政府和企业家精神——重温邓小平市场观活动现场。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丹：下面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主题论坛环节，政府和企业、企业家精神、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为大家之间热议的焦点，下面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论坛的主持人，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王巍先生，有请论坛嘉宾，他们是：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先生；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先生；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郭广昌先生；TCL集团创办人兼主席李东生先生；北京会员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先生；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王梓木先生；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先生；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先生。

　　王巍：感谢大家，今天在场的几位企业家他们是一代企业家中的优秀代表，正是他们在过去的20年里面，形成了中国本土市场的力量，所以首先给这样一批企业家和创业家致敬！

　　今天的发言我非常的感动，一个是刘明康主席上来首先给企业家鞠躬，张维迎又做了一个非常痛快的讲演，他推崇的是一个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我们今天终于在20年之后可以堂堂正正的宣传市场价值，这要感谢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感谢20年前邓小平的南巡，在当时的一种危机下，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20年之后我们正面临着另一次危机，所以中国的这些企业家，在座的几位企业家领袖人物集体北上，来讨论今天中国企业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刚才很多人都谈到，最近由于四年前的次贷危机，全世界经济重新调整，欧洲急剧向左转，美国政府政策也开始左转，中国的政府更加强势，我们还记得十年前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挑战经济结构的旗帜下，我们中国的资源，公共资源，加速的转向国有企业，转向政府，更极端的还谈到转向权贵经济，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解决这样的问题，是来表达，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回顾20年来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邀请秦晓董事长，他是中国招商集团的董事长，而且他在企业界长期关注宏观的格局，而且是证券界博士，有非常高的理论造诣，也是在企业界学界当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家，首先请秦晓博士对这20年来市场力量变化做一个描述，和他怎么看今天的现状和未来，有请。

　　秦晓：因为我习惯用七八分钟的时间，比较有一个框架和概念完整的一个逻辑来讲一讲我的观点，然后大家来交锋，来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这样做，我也觉得这个任务比较难担当，首先我看到这个题目，就是原来叫做坚信市场的力量，有的建议做修改，我很赞同广昌的观点，但是原来叫坚信市场的力量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变成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我们不需要用一个词把它强化，尽管广昌讲我们可以平淡的对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是不是坚信市场的力量变成了一个问题，没有讲什么深刻的东西，都是讲市场中间最基本的共识，维迎的这种声音不多了，如果大家都这么讲，我想维迎也不需要这么富有激情讲这么一段话，原因何在呢？从全球来看，大家都看到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无论是发达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国家。

　　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所谓中国模式论，产生了一个北京共识对应华盛顿共识，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体制好，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否认有一个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模式，我是不赞成有些人把它包装成为一个中国模式论，为什么我不赞成？我觉得首先对发达经济体，我们叫现代国家认识的深度还是不够的，我们往往说它碰到了危机，它出了问题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思想方法要彻底调整。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说不要讲理论问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人有短期利益、长期利益，有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机制呢？

　　不是说这个机制不犯错误，或者不发生危机，而是在于这个机制能不能有一个自我调解的力量去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而这个自我调解的力量不是靠某个智人，某个圣人，是靠一个民众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赞同过去经典作家说他们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应该讲它是一对张力，是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一种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见的力量，一种是更相信看不见的力量，一种人更愿意获得自由，就是我把我赢得的钱拿到，该交税的交，一种人更相信福利，我把税收提高了，财政的赤字搞大了，然后由政府来给我福利，一种人关注短期的经济问题，一种人关注长期的经济问题，一种人关心公平，一种人关心效率，这种人是有不同的利益和理念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不认为如果在西方，我们说的发达经济体投票的话，大家会赞同采取中国这种模式。

　　尽管可能有一些左派经济学家去这么说，有一些写的书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赞成美国会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价格要管制，注册公司，搞交易要经过审批，我认为美国大部分人是不会赞同的，就像当年说东欧发生了剧变，是一个休克疗法，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东欧人投票，他们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这是我对西方的看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

　　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体制内经营和体制外经营高度共识的时期，都认为原来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别这样一个计划体制。那么我们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总体这条路是走下来了，当时留下了两个问题，是没有在思想上达到一致的，有的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改革，就把它搁置起来，闲置起来，一个就是产权的问题。我们有公有制的概念，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三个经济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和既有计划，按比例都已经被图形解释了，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没有突破，所以在保护私人产权上搁置起来了，以至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第二，政府在经济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我们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日本对我们的模式最有吸引力，就是东亚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就比较容易和原来的体制嫁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如果说完全是计划经济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政府的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如果是完全进一步改革的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中间这个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造成很多人去寻租。所以我得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现在争论的焦点就是这样一个焦点。其实这个争论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画一个光谱的话，不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经过变种以后的计划经济放在里面，就是从奥地利的凯恩斯学，这样一个光谱中，整个这个光谱中，就是说一直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争论的问题。

　　第一，对这个光谱以外的争议是来自30年代苏联的模式，斯大林模式，当时是美国一战大萧条，反衬了苏联经济高速增长，那就有一场大争论，有很多的思想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场争论是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引发的争论，这两个都被称之为光谱以外的模式，凯恩斯都沾不上边，这两种争论最终说的是一个事实，第一，苏联的体制，可能在短期能创造极大的效率，但是它是以个人的私有和权利为代价的，是一个封闭的，维迎说强盗逻辑，可以不用这么尖锐，就是你把企业工人都变成成本中心，然后去工业化，这个名字是好听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假设这个东西第一是谁同意的，如果说全民投票都同意这么做，这是一个概念，没有人同意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民主程序保证这个事情。第二，你集中起来干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大跃进干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所以它不符合经济发展正当性。

　　第二，日本的模式，扭曲价格，官商勾结等等，现在经济学界的人没有再谈论东亚模式了，现在能听到所谓中国模式的就是东亚模式的翻版，比东亚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东亚模式的东西，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我想我们的改革，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纳入进去，把全球的实际情况纳入进去，把历史的情况纳入进去，然后再考虑中国未来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还要坚信市场的力量。

　　我讲完了，谢谢！

　　王巍：谢谢，秦晓是理论家，也是战略家，所以信息量非常之多，我想他试图用七八分钟时间说出整个20年，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模式，我鼓励大家看他的文章，非常多。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当年学苏联，苏联解体了，我们学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瓦解了，我们学了日本，日本衰落了，我们学了美国，美国次贷了。现在全世界开始学我们了，学中国了，中国模式是什么？我们呆会儿在第二阶段会谈，很有意思，秦晓谈到一个当年早期的改革是体制内外的精英共同努力设计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一大批特殊利益集团群体，今天我们怎么来看特殊利益群体，我们用什么样的制度来选择进步的特殊利益群体，还是错误的，或者是腐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想把这个理论放在这儿，我们谈一些个性的东西。

　　陈东升是92派的代表人物，92年南巡之后产生的人物，我认识他的时候是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流倜傥的小伙子，而且他的很多同事都已经当到部级领导了，对陈东升来说，他当年最早的时候，80年代他有很多选择的，最后他选择了“下海”，这是他一个人生价值的选择，能不能请你回顾一下，你为什么选择了下海，如果你不下海，也许今天会做其他的政治上的人物，你怎么来看今天？

　　陈东升：我也回应一下秦总讲的理论，今天我们讲纪念邓小平20年，怎么看92年，其实在中国，比如说1919五四运动，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节点，还有辛亥革命，还有49年，在新中国60年里最重要的是92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节点，历史的节点，就是分水岭式的，邓小平南巡只是一个事件，其实最大的节点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一直反复呼吁，我们“下海”有一个前提，没有钱，怎么能够获得钱？还有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所以我记得搬了家之后写了一篇文章，93、94年，我说如果我五年前下海可能是犯了错误的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没有认同，我说可能我三年下海，大家说东升是混不下去的人，但是不是坏蛋，但是92年下海的人是英雄，所以这个社会价值观的认同，这是92派崛起的，甚至今天中国经济蓬勃繁荣一个最大的共识，当时这个共识是很难实现的，86年我参加一个经济会议，在反省中国为什么没有崛起，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崛起，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有的人找中国人的劣根性，说中国人的文化不行，就是低人一等，有的说教育性不行，我说哪一天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想发财的时候就是中国希望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了一句，这个大胆的假设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我是86年讲的话，到92年就是整个全面共识下海是英雄，发财是榜样。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92年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股份公司试行条例，这一点我反复讲，92派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结，这两个文件，我把它当做红宝书来学，揣在兜里，我的所有关于嘉德公司的合同很多都是抄了不懂，那个时候很多的财务制度，我们不懂，就是说这两个文件，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文件，没有这个文件今天92派不存在，今天所有的企业制度不存在，93年就颁布了《企业法》，92年这个文件，在产权改革，在企业制度改革确立了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律文件。

　　92年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年底的十四大，我们是80年代走过来的，秦总比我大10岁，那个时候更是风云的人物了，我们印象很深刻，严格讲，我们是80年代改革走过来的，可以从中央1号文件讲到现在。但是你想想看，就是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符，最后开始讲，说把商品经济拿掉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南巡，9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邓小平南巡引起的两个企业制度。但是中国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中国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制度化了，这个制度就是靠“两个文件”建立的，还有一个是党中央的，一个是微观的法律文件，一个是宏观的中央的决议，十四大把中国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经常讲，为什么一定要记得92年？为什么要看中国改革？

　　中国历史上这么多重要的点，我认为92年是中国现代化，中国改革的一个最核心的节点，特别是有了这两个文件才诞生了中国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伴随而来的是真正诞生了一个阶层，就是企业家阶层。我记得辜主席有一个论点，他说改革开放30年形成了两个新阶层，一个是农民工，一个是企业阶层，我说农民工不是的，是新兴产业阶层，是新兴的工人阶级，但是企业家阶层过去没有，所以92年才有了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反过来讲“下海”就明白了，当时，我是三条路都可以选，是一个正局级机构，副总编落了一个副局级的官，从发展中心到经贸委当一个司长，我们也可以拿拿粮票，就是说这条仕途你是可以走通的。第二，做学问也做得通，我完全是可以做学术做得通的，最重要的我在管理实践发现了另外一条渠道，就是经商，管理实践那个时候国家是不给钱的，中国500家企业评选，你想赚哪一路的钱，还就最重要的改变我的原因就是搞500家企业评价，排序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完全相等的，88年世界五百强，美国是140家到160家，日本是110家，德、法、英大概是54、55、56家，与跨国公司的数量完全成正比，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毛主席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也是根据这个来的。

　　王魏：谢谢，东升捕捉政策信息比较早，我比较关心李东生，他们一班同学曾经是家电行业的四个巨头，有人还深陷监狱，那么李东生你在那个时候做什么，92年的时候，你怎么选择？

　　李东生：我自己做企业30年了，大学毕业30年了，做了30年企业，我还是想从工业这个角度谈一下中国改革开放，谈一下92年，我很同意东升的观点，92年是中国发展重要的转折点和分水岭，92年我自己正在办企业，93年我就当了TCL电子集团的总经理，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和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加快改革和发展，我自己都经历其中，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进步是举世瞩目的，尽管自己内部来看，我们在体制内来看，我们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也有很多认为能够做得更好的，我们内部关起门开会的时候批评的声音会比较多，但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可能很多企业家的朋友都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自己看我们中国比外国人看我们中国，外国人好像看得更积极，更正面一点，前一段时间，我随着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团到美国访问，这一点的印象给我特别的深，外国人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企业。他看我们中国经济，看我们中国企业，他们的看法可能更为积极正面一点，原因很复杂，在这里很难解释清楚。

　　秦晓：我插一句话，就是狄学良是一个社会学的教授，他也碰到这个外国人问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们看见的是宏伟的万里长城，我们看到的是建造长城过程当中悲惨的故事。

　　李东生：这个道理没有错，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就会不一样，我想从自己的角度，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中国工业成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和中国工业能力的提升是紧密相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的企业所做出的成就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在整个竞争力当中，我们讲国民经济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当然我们现在是要大力发展我们的第三产业。但实际上在中国发展的阶段，真正能够度量我们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标准，还是我们的工业能力。

　　比如说我们造一个电视机，造一台汽车，它的竞争力的标准是可以比较客观的去度量，但是你服务的价格、服务的竞争力是很难的，有一个大家公允的价值去度量的。你在美国办银行和在中国办银行，它可能面临的竞争环境不一样。但是你在中国、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你造一台汽车，造一台电视机，甚至做一些衣服，你面临竞争力的标准是比较客观的，这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能够比较客观的度量工业能力。

　　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之后的十多年，我们这种工业竞争力的成长是非常快的。目前在大部分产业领域，我们和十年前相比，我们确实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我们有能力去和全球领先的企业竞争和挑战。

　　王魏：东生你是中国市场能力非常强的企业家，而且是出道很早，也是最早提倡全球化的中国企业领袖，但是过去几年以前，遇到国际市场能力的时候，你会损失非常惨重，返回来这个经验，中国所谓的市场化和全球的市场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李东生：从中国十年入世之后整个环境都变了，入世就意味这我们在所有的工业领域我们要完全的开放，要完全取消市场准入的门槛，逐步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竞争，所以中国企业就必须要通过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来保持自己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是没得选择的，至于说国际化的途径是通过并购，还是通过自己的发展、扩张，每个企业选择的路是不一样的，就我们TCL来说，04年两个跨国并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并购之后两、三年，几乎把我打得趴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路的方向是没有错的，经过这个历练，你能够熬得住，能够挺过来了，你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大得多。

　　回到我刚刚的观点，工业的能力是中国未来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一个基础，一方面要呼吁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一定要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的经济。另外一个观点，在发展实体经济工业方面，在大部分充分竞争的领域，长远有竞争力的企业一定是非公企业，国有资本不应该长期投入在这种充分竞争的行业，因为全球近来发展的规律都证明，就是国有的，或者是国有控股的这类企业，在充分竞争的产业领域是比较难做得好的。如果有成功的案例都会在特殊的产业领域，张教授讲的比较极端，叫特权，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对国计民生，对产业政策限制的，那是另外一点，我不好评论，但是在充分竞争的行业一定要鼓励民营经济充分发展。

　　王魏：谢谢。我把话筒转给郭广昌，在2000年之前在北京吃饭，我记得他完全是做科技出身，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今天他变成一个产业巨头了，他是一个财团了，最大的发展路径是通过并购资本运作，并不排除实业，他和国企的交融也是非常之密切，我印象特别深，2004年的时候我主持他发言，他当时是气宇轩昂的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做中国产业的领跑者、整合的领跑者。2005年，整个国家重新调整了，他同样穿着中山装，也是我主持的，他说我们要洗澡，我们要感恩，这是一个经济周期导致这样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企业家，一会儿要整合，一会儿反过来要洗澡，要感恩，这么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周期，政治经济周期对企业家的一个改变。今天你怎么看？最近这五年，国有经济和你之间的合作或者竞争，你怎么判断这个态势和未来？

　　郭广昌：这跟你前面跟我预热的是完全两个问题。今天讲市场的力量，企业工作者他总是在被给定的环境下做一个最有力的选择，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说我去选择一个环境，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工作者他说话的角度和他要做的选择和理论工作者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千万要理解。那么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两个问题：第一，是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该怎么做是对的？比如说金融市场的放开该不该再快一点？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该不该快点？比如说对农民工这些问题的自由度，包括给不给他们比如说自由户口这些改革能不能快一点？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你作为一个企业生存的环境。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肯定要让位于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你的机会点在哪里，你怎么去做，对于你这个企业是最有利的。那么这是我们思考问题和行动的一个准则。你说2004年作为我们提出要做产业的整合者，后面说我们要洗澡，要感恩，我觉得这根本不矛盾。你更好的洗澡，更好的感恩，是更能够让你变成一个产业的整合者。正因为04年那一年，我们感觉到复星本身要作为一个产业整合者，这种角色和当时中国的金融环境能够跟你的环境是不相匹配的。你要完成这个任务，你的目标和这个环境是不匹配的，第一改变环境，第二改变你自己。第一，首先改变环境是不可能的，首先选择是改变自己，怎么办呢？当时为什么说不匹配呢？作为一个投资性的公司，你都是长期投资，但是银行能给你贷款的话当时都是短期贷款，当时一个帽子就可以把你扣死了，叫短贷长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改变。所以我们就用三年的时间改变自己资产债务的结构，包括我们2007年，所以2004年到2007年，复星集团是卧薪尝胆，我们重点改变自身的结构，包括财务结构，标志性的2007年我们在香港上市，这个时候我们就具备了在国内和国外利用两个资本市场的能力，不再只是受大陆金融环境的限制，同时我们也对部分产业，我们积极推动A股和国际资本的上市，包括国药的上市，所以就把自己的空间和环境就打开了。

　　2007年以后我们就提出来，复星作为一个产业整合者，如果整合之后你是只做财富的掠夺者，还是创造价值？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要作为一个价值的创造者，怎么进行价值创造，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方式，我们的国际化就是要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我们在全球去收购一些或者投资一些，有品牌的企业，有资源的企业，但是让它跟中国的动力发展相嫁接，这作为产业整合的道路，这是有价值的创造成分在里面的，恰好我们懂中国，我们努力打造一个中国的投资能力，然后国有企业，我觉得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我们还只能接受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如何相得益彰的现实，但是那些的确不适合国有企业做的，能不能逐渐放开得快一点，尤其是最不公平的是什么呢？行业壁垒是一个问题，最不公平的其实是信用壁垒，最大的壁垒，最大的不公平是在于信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也可以到银行去借款，国有企业可以借款，国有企业跟银行的借款，他是受到国家信用的背书，所以他的成本就特别低，资金成本低在竞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和一个方式。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复星集团和另外一家企业，发债的时候，我们两个评估的话，我发债的评级是比那家企业高两级的，但是那家企业有国家背书，他债这一块比我高了一个等级，也就是说他跳了三个等级，他由于有国家背景，他的成本就低多了，但是问题来了，他这么低的话，是不是因为他的效率就高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导致资源的配置就不是最良性的，导致我们经济的竞争力不是最强的，我觉得国有企业应该尽量在一些他有优势的领域发展；第二，金融资源改革上要加快脚步，要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同样的待遇，这比一些任何的改革，我觉得都要重要。

　　王巍：谢谢。中国企业家学哲学讲政治的不多，郭广昌就是一个，他的案例最好就是跟德隆比，德隆和复星完全走不通的道路，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特别是郭广昌的词儿叫做企业工作者，不是创业家，不是企业家，企业是市场化，工作是党和政府交给他的一个工作，这种圆滑也很是少见的。所以郭广昌做中国企业家做轮值主席非常的成功，我们也感谢他对比较娴熟的、清醒的政治头脑，把中国企业家带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我们感谢他，我们也特别希望像郭广昌这样的企业家能够更多的进入政治，最好是十八大、十九大出现。

　　郭广昌：千万不要这样说，企业工作者这个意思，我把自己叫成企业家我是没有这个底气，主要是这个原因。

　　王巍：我们给企业工作者致敬。

　　秦晓：他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工作者。

　　王巍：在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会出现冲突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典型就是汇源，朱新礼也是当年山东省经委系统的一个干部，选择下海，通过几次大的并购，从山东到北京，几乎跟中国农业行业主要的巨头都交过手，最有希望的一次是被可口可乐收购，但是功败垂成，请朱总你来讲一下你的故事。

　　朱新礼：很高兴，我是第一次到亚布力企业家论坛来，有点遗憾，就是来得有点晚，我在想来得晚不如来得巧，这次是第一次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我就是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下海创业的，转眼之间过去了20年，刚才看到这个短片，依然那么亲切，所以特别的感谢小平同志，感怀和感恩，小平说中国已经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发展是硬道理，我就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山东省的劳动模范，我就毅然下海，没有任何的困惑，没有任何的纠结，没有任何的压力，满怀着就是激情，那么今天是2月4号，是正月十三，是立春的日子，小平南巡讲话20年前中国刮起了一股春风，20年前中国的创业者在演艺着创业的故事，今天亚布力的风也很大，这也是一股春风，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了企业家精神，就很难创造财富，也没有财富去分配，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时候也有一些纠结呢？也有一些困惑呢？今天来到亚布力，我们就是来寻找解开这些纠结的根源。

　　解开矛盾的根源，这个非常好，我们在会场讨论，私下也在讨论，感怀感恩小平同志的时候，明康同志有一句话，路不平，想想邓小平，这句话意义特别深远，小平的一生比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全球的人多了一个挫折和坎坷，但是他的坚持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他的宽容和智慧就是一个企业家的精神，所以王巍会长讲，大家都知道汇源果汁，很多人都喝过，也有很多人看过广告，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可口可乐拿出了25亿美元来并购汇源，这是汇源集团四分之一的业务，汇源集团有汇源果汁，有汇源果业，有汇源农业，有汇源投资，这20年以来，汇源，我们不说创造了几万人就业，也不说交了上百亿的税收，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工人，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在享受着一种幸福。

　　一定要坦然处理这些财富，当然也有纠结和困惑，需要不断的像张维迎这样的大家来开导，我现在在北大报的班就是用国学的智慧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刚才讲到一个吴英的集资案，我不了解吴英的案件，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说到集资的话，我想20年以前，我就借遍了亲朋好友的钱，我就借到了大江南北，借到了国外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民间的创业主要是靠借钱，因为你很难从银行拿到钱，现在银行的贷款是厚厚的一本书，不是一张纸，当然现在的汇源不是20年前的汇源了，它已经有了国际上的融资渠道，融资平台，当然我现在就是想汇源怎么把在过去20年中的经验、教训再用到汇源果业上，汇源农业上，更好的再服务，我跟刘东华一块吃午饭的时候，在十几年前，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拉磨的驴，他不去分享财富，他就是在享受拉磨的过程我就足够了。

　　王巍：谢谢。下面把话筒转交给王梓木，他也是华泰保险的董事长，你回顾一下92年，给一下今天的判断。

　　王梓木：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你这辈子做对了两件事儿，第一，是娶了一个好老婆，第二，就是辞官下海，就是做这么两件事儿，我也是辞官下海，但是我在经贸委做综合司副司长，后来建堂来了以后做副司长，所以我能下海还要感谢建堂。所以我们这代人应该说是市场力量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从官场到了商场，如果没有这个春风和制度，没有《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确实我们这代人下海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结合我的感受谈一谈92派企业家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前一段采访我，我真想了一下，一个是他的追求，第二，是他的使命，第三，是他的收获，有这么几点。

　　追求，我看了一下92派下海的多数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到底追求什么呢？我辞官下海的时候，《英才》杂志就采访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当初的回答和现在的验证是完全一样，就是为了追求某种自由与创造，因为体制内多少感到了一些束缚，甚至扭曲，真正在追求一种自由与创造，这种自由与创造，我认为是人性的平等追求，它是一个人性的本能，所以获得了某种自由，人性得到了一些张扬，当时能够下海的人，当时环境上也给我们创造了机会。

　　第二，使命，92派的人使命，1、是创造了社会财富，其实企业家创造社会财富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比别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你要浪费它、糟蹋它是浪费，必须要创造社会财富。2、推动社会进步，表现在：第一，你要创造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像潜在的需求，像苹果这样的，像包括提供新兴的服务产品，这都是创造一种好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不仅要推动生产力发展，也要构造一个好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要把公司制贯彻到底，这也是企业家不可忽略的职责，使市场经济能够进一步的完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第三，推动社会经济，就是倡导现代商业文明与文化，往往欺诈是一个特点，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是以诚信为基础的，我们就处在过渡期间。那么我们现在企业家到底推崇什么？你的理念、信仰是什么？一定要把诚信贯彻到底。这也是我们推动市场经济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92派企业家的使命，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3、92派企业家对个人财富的追求有限，不那么强烈，因为它是借用体制内的资源造了一只很大的船，用股份制的办法在经营的，他在管着别人的财富，不是你自己的财富，这种和历史上的个体下海和后来的海外归来的一些精英们，往往把个人财富做大的理念有所差异，他比较追求的是把企业做大做强，对个人财富做大做强是有限的。他所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某种满足，而不是物质上过大的追求。所以我觉得92派企业家，就我的感悟是不是有这么三个特点。

　　谢谢。

　　王蘶：毛振华怎么评价92派？

　　王振华：我没有太多的故事，以前也是公务员，但是我是在公务员体系里面算是一个投机分子，公务员里面大概过了九年，五个单位提了四级，大概有4年的时间，我下海有点商业基因，在公务员体系里面找工作不是凭自己找的，不停的给领导写文章，但是办公室的确是一个理想，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西亚北非论坛请中国人去讨论，他们把目光看到中国，说中国为什么能够经济搞得比较好，还比较稳定，那么我去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去讲什么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梳理的过程，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发现了1978年到1992年很重要，我是1979年上大学，我差不多经历了全部的思想过程，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以那个为标准的，整个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府官员，大家都一起讨论改革，思索怎么改？所以我根他们讲中国的改革是非常波澜壮阔的，是执政党的最高层，在没有外来实力的影响，没有内外压力的状况下，主动带领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我后来想，我们的改革不叫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每一个新形势出来都是政治事件，所以就是一个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只是烙在经济发展上面，那个探索也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为什么大家说邓小平伟大？为什么说1992年伟大？

　　就是因为中国向何处去，不一定向那里来，就是向那边走，不然邓小平没有那么伟大，因为92年邓小平南巡就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风向，整个80年代，为80年代打好了一个基础，80年代最高的领导层，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动员了社会的精英，民众的参与，最后也加入了一些国际各种各样的因素，最后还是由最高层拍板决定了中国的方向，今天我们说20年到了，下海的企业家都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刚刚看到邓小平的视频我很感动，我以前当公务员的时候，在国务院干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离我们那么近，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80年代我们作为政府的研究机构，政府的经济部门这些写文章的人，那么满腔热血的投入，88年去海南岛的时候，我一个月写的草稿，现在可能是一个班子写的，写了很多的新东西，我这个东西都能够在海南实施，这是知识分子很大的报国有门的机遇，那个时代真是令人忘怀，再也没有那样的时代了，就是那个时候满腔的投入，到了后来的时候就迷惘了。92年的时候也给你一个宏观的概念，市场经济要做了，我们中国的方向就是市场经济，要做市场经济里面有用的东西，当然我选择的行当中诚信品牌，我是一个评级公司，那个时候中国连债券都没有，我们只是看国外评级，中国肯定未来会需要有评级公司，但是这个行业的确是取得了发展，我们也占有了市场的份额，但是的确是一个很小的行当，但是市场经济就是有这么伟大，只要你看懂了方向，你最终就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得到收获。

　　所以我大概做了20年的企业，第10年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庆祝大会的时候，没有钱到外面搞活动，在公司里面开员工大会，请了两个员工讲演，一个田原叫做20人的公司向10人的公司学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最好的企业就是20个人，像柳传志的公司等等之类的，10个人的公司就已经很老了，今天不改名字，还做一个主业，还是一个管理层的，基本上也不多，但是我觉得从中国的发展来看，的确证明了市场力量的伟大，从我们下海的实践来看，选择一个市场有未来需求的行业，一定能够在这个里面得到收获。

　　现在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是说大家很多都迷惘了，比如说我做这个行业，我就有很多的迷惘，因为评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公司，是一个商业活动，现在有人一鼓噪说是政治问题，说是民族的，又是政治工具，又不知道是什么，说不清楚，不是公司吗？怎么变成政治了？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经营机构的监管，根本都不是，胡说的，但是那种胡说的面前是一种心态，这两三年以来，我能回答这一个问题吗？不能回应，中国的很多企业遇到我一样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不能回应，他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的公司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做了合资，然后就成为了卖国贼，成为帝国主义控制的工具，都不能回答他，只能沉默，现在市场说中诚信是干什么的。

　　王蘶：刚才92派都在谈了，我特别欣赏王梓木说的几句话，92派表达的问题就是有特别强大的体制语言，使命感，他们下海做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是自由与创造，非常浪漫，对财富不贪婪，对社会文化有追求，对市场完善有要求，特别浪漫的92派，你可以看到92派的特点，更多集中在体制内的精英转向体制外92派的核心，我们留一个人是没有这样的背景的，郭为，从一开始的第一天就扎扎实实的做实业，做IT，这么多年来就干一件事情，当然他有政治全国青年委员等等，但是他这么多年把公司做成亚洲最大的IT服务商，你怎么来看，和92派没有关系，92年以来你的历程？

　　郭为：我比较简单，因为我始终被怎么怎么样的，按照现在的话说，因为当时研究生一毕业，我是学理工的，自然要去找能够做创新的地方。那么在一个企业里面一遍一遍的发展起来，而这个企业又改制了，最后又分家了，我就被变成一个企业家了，要去主管一个企业。

　　我想有一个观点回应一下，不管是92派也好，还是小平南巡讲话也好，我想维迎讲的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一个社会没有一个企业家的群体，或者企业家群体不能良性的发展，其实这个社会成长的动力就受阻了。刚才刘主席也谈到，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那么我们实际上从普适价值上来讲也是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的使命就是这样的。而一个企业家的灵魂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创新，我觉得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的经济形态，如果他能够保证这个社会是不断的创新，我觉得它就是合理的，如果他妨碍了这种创新必须要改进，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感觉到在92之前，似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比较多的。因此在制度上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像中关村试验区的产生，在88年之前中关村是骗子一条街，公民认为你们都是投机倒把分子，不能跟今天的吴英相比了，但是肯定是歧视弱势群体，经过政府的调研，认可了这种行为，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92年我想小平同志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充分肯定了市场的力量，从而让更多优秀的像东生、梓木这样的官员进入了主体，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市场经济的成熟，应该说发展到了今天，我认为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巨大的。

　　刚才李东生先生讲了一个观点，关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的例子，我也讲一点，服务业也面临工业化，如果服务业没有工业化也是不标准的，温州有5000家做打火机的，我觉得他如果不死才怪呢？因为它是小作坊，没有竞争力，没有创新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做系统的时候，每家分行的数据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管理？我们通过软件梳理了银行的数据结构，刘行长还做了一件事儿，第一个在大型银行里面推行事业部体制，公司业务部，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就是怎么样把一个服务业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化。因此，今天我们的银行在开发一个新的产品上，只要写一个软件就可以了，全国都可以使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银行的竞争力从哪里来？我们到今天还是有很大得成果，在创新能力上，拿我们自己来讲，我说我们过去从边缘的业务给外国公司打工，像一个洋买办一样做分销代理，逐步做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慢慢基于互联网，基于云计算，发展新的业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我想我们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环节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缺陷，当然从我自己我是一个技术派，我是觉得技术创新只要保住创新发展的动力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在刘主席讲到的9大机遇里面，比如说我们政府的行政管理，面向老百姓服务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创新，我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我们今天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可以让老百姓使用市民卡来享受一个平等的服务，我们也可以让公民在信息的获取权上的一种公平，使得它有更大的自主意识。

　　我想这些都是不断的推动这些东西来往前走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包括我们叫做资本主义也好，西方世界也好，也是在科技进步的不断推动过程当中去不断完善它的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而今天的好处我们仍然承认市场的力量，我们怎么样在增加企业和政府互动，去不断的改善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我觉得使我们的创新能力有一个更大的提高。拿我自己的企业也是一样的，我特别自豪的说，我今天在推广我公司的时候，我经常讲，嫦娥计划里面所有的图像怎么变成可视照片的时候，这是一个海量数据的处理，国庆60周年的时候，指挥系统有我们的贡献，奥运会所有的场馆，因为它的时间突然会产生聚集的人群如何梳理和管理，这都是我们的贡献，我想这些创新如果进一步的发展，再给社会多做一点贡献，我觉得这个互动起来以后，我们的市场力量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蘶：谢谢，非常有创意的广告。其实在座大家听了一圈了，我们在座的8位企业家都是过去20年凝聚了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的力量，由于中国今天已经无可争议的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五年、十年的全球经济就是中国经济的沃土，总结他们的力量，我们就在探索全球经济的力量，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座的这些人里面最有使命感的还是秦晓，我头一天看一本香港的书，热销，是描述北京四中的当年回忆，上了一个大照片，就看到秦晓和周恩来总理在金水桥下，秦晓年轻的时候真是气宇轩昂的，可以想国家大事儿，66年的时候在天安门，他是中国的学生领袖，我想用你这么长的跨度，你是我们这一代，比我们大十几岁了，你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企业家。

　　秦晓：这个事儿的题目比较大，我试图说的明快一点，因为就我写的文章谈到现代性的问题和普适性的价值，也经常遇到一些多年朋友的质疑和挑战，不太赞同。我在跟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障碍，我想这么来表述吧，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先把问题说出来，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再分析，我说我们所谓的中国和所谓西方的发达经济国家，比如以欧美为代表的这个区别是什么，第一个答案，他们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他们是西方国家，我们是东方国家，第三个答案，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的个人理解，第一，发达和发展是一个物质生产层面上的表现，并不是问题的最本质。那么东方和西方，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变，无非中国那些过去现在碰到的问题，西方在过去也有，是一个古今之变，有没有差异呢？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被人为扩大了很多，东方跟它完全不一样。实际上西方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前很多事情跟中国的事情是一样的。

　　所以第二个表述，一个东方国家和一个西方国家也不准确，甚至被有人为夸大的嫌疑。

　　第三，是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叫做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在这个场合也不愿意多说，我不太主张用阶级属性来界定一个国家的制度。那么推论下去，莫非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吗？代表资本吗？我们是代表另一种东西的吗？我想现代的社会当中，如果一个政府只代表资本，只代表某一个阶级，他可能不能获得合法性。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以为西方那些国家是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当然我说这句话，我认同西方国家转型以后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存在着一些危机，存在一些病，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未来会发生的问题。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还依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国家，我们需要向现代性的国家转型，我想这个事情是辛亥革命以来都是人们要做的事儿，只是我们还没有去做。

　　刚刚谈到我的回忆录，我的回忆录是和若干人一块编了一本书，题目叫做《走出乌托邦》，副标题是《和共和国同行的60年》，你让我回顾中国60年的发展，我用了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概念来讲，我认为我们这60年，后30年是一个走出乌托邦的30年，前30年是一个陷入乌托邦的30年，我们的共和国毅然决然的痛定思痛，决定要告别原来的模式，路还没有走完，我个人无非随着这个大的背景，历史潮流也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

　　我认为我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崇尚科学精神，独立思考、自由。我曾经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信奉者，需要有一个国家的强盛，因为我们确实有一段一百多年的悲惨的历史，但是我后来更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要使得每个人的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把现代国家叫做共同体，所以我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变成一个主张个人权利，自由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这是经济发展，国家强盛后面价值的正当性。我也从一个只关心一个微观企业，或者宏观经济的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变成了更关注社会问题，更关注政治问题的一个人，我们这一代经历这么多事情，很多事情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是整体的，分不开的，所以必然引导我去考虑这些问题。

　　王蘶：谢谢秦晓，秦晓是代表了这一代企业家，不论是92派，还是没有经过体制的，秦晓不是关心自己的企业而是关心整个国家民族的强盛，这是未来中国企业家一个精神所在。市场力量，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从我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相信，都会认为它最恰当代表了过去三年来一个重要的市场的力量，就是温州，尽管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温州再一个缺乏资源的环境下，从一个相对是一个不毛之地，然后迅速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推动者，而且走向全世界，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我们两个月前，广昌代表我们去了一趟温州，我们感受到了温州的这种气氛，在目前状态的气氛，特别是欣赏了温州的市委书记陈德荣，也是感谢他到场，同时我特别欣赏他思维的清晰跟企业家的交流非常的诚恳，所以我特别希望能用5分钟的时间请陈书记跟我们对话，讲讲温州，你对于温州的希望和对中国企业家的希望，协调。

　　陈德荣：尊敬的各位嘉宾，我今天作为温州的市委书记到亚布力来，我觉得本身就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作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政府的转型以公共服务为趋向的政府转型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基础和前提条件，今天如果这个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如果他不倾听来自于市场、企业家的声音，那么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发展的前提也就失去了。

　　所以今天我来到了亚布力的会场，就是想更多的听取我们企业家的声音，能够把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怎么在公共服务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建树，通过上一次温州的论坛，以及今天各位的思想家，既是企业家，也是思想家，同时也有北京的官员，更是学者，给我们偏僻的小地方官员上了很好的一课，有很大精神收益。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实际上作为中国市场一个典型模式的温州模式，所在地的一个地方官，我觉得对于市场力量，这几个字我有更深切的感受。

　　应该说温州在农耕文明时期，780万的户籍人口，由于计划经济的这种不自由，人均三分耕地，使得温州是全省最穷的地方，那么改革开放政府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就是放手发动民间的力量，发动老百姓的活力，无非就是给老百姓创造财富的自由，促进了温州的发展。当然在92年小平南巡谈话之前温州没有很大的自由，因为姓资姓社这方面有很大的限制，但是小平92年南巡谈话，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关于姓资姓社不争论，这些为温州模式，使得温州模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典范，温州模式当中我不认为有什么好像有什么很神秘深奥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让企业家精神，市场的力量在我们中国市场经济当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温州780万人口当中现在有175万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在全国各地，同时温州本土有40万个市场经济的主体。

　　如果一个主体有一个企业家的话，那么175万+60万再加40万，差不多3个温州人就有一个人在自己创业，所以温州可能在全国各地当中不一定是外出人口比例最高的，但是大家很少有听到说温州人在外边打工的，因为有340万外来的人口在温州打工，所以温州人不需要到全国各地去打工，他只会到全国各地去做老板，所以温州人有三板精神，有四千精神，所谓的三板就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就是创造财富，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推进发展，温州企业家的精神，市场的力量促进了温州的发展，这个毋庸置疑，在温州除了垄断企业，剩下全部都是民营经济，所以我觉得刚才刘主席所讲的，聪明的地方政府是可以和我们聪明的企业家实现共生共赢的，同时我觉得温州推进了全国的发展，因为170多万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兴业，光是这一点投资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的神奇，但是170多万温州人到全国各地所传播的温州的这种文化，这种市场经济的精神应该说对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主义体制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温州人现在有60多万，在全世界各地，对于推动全球化提升温州人的影响我觉得也是贡献甚大的。

　　因为温州，现在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全球化，没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所以我觉得中国温州企业家的精神，市场的力量，应该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从去年7、8月份开始的金融风波，固然有我们温州自身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反映了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当中不能够把这个帐都算到温州头上，现在有一点妖魔化温州，温州的高利贷者，破坏了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可以说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温州怎么做老板，所以民间金融是推进了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它跟市场经济，跟我们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把它妖魔化的话，我认为对温州是不公的，应该说温州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家，当然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可能是我们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跳楼、自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他的信用，人无信不立。你还能够去指责他什么呢？他都已经把命都搭上去了，我觉得用最惨烈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我们这一轮金融风波，我们人不可能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人必须要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个环境，这才是我们作为生物人的一种本能，所以我们温州的企业家需要提升，特别转型发展当中我们企业家需要提升，我们温州市考虑建设一个温州商学院，通过现代的经济、市场经济学的，从原来的草根，洗脚上岸，昨天是农田，明天就变成市场企业家，这个素质的提升，能力的提升需要办教育，我们跟中国企业家论坛一拍即合，我今天听了论坛以后我更有一种感受，这个论坛这个范围非常之小，如果能够把我们今天论坛当中的这些光辉思想，能够通过商学院的平台，能够变成在温州商学院当中常年365天对我们的企业家进行教育、培训，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提升一定是我们市场经济的未来。

　　我觉得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这是迟早的事情，但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那就必须要最强的企业家。美国它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作为它的市场经济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但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无疑是市场经济标志性的东西，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强国、大国，如果没有像办成一流温州商学院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温州来学做老板，温州有培养老板的企业家的土壤，那么再加上温州有这个即将要诞生的，我们跟中国企业家论坛合作的温州的商学院，那么温州的市场经济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我们国家的贡献也一定会更大。

　　谢谢！

　　王蘶：希望温州精神能够继续和中国企业家精神一起共同走向全球，本来有很多问题，我也希望留给大家，但是时间不够了。会后可以分别的讨论。下面邀请一位特殊的嘉宾上台，他多次参加中国企业家的论坛，而且在他在任期间对中国的金融现代化起到重要的贡献，我们邀请刘明康主席以论坛成员身份上来给我们做一点点评。就是你对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期望，谢谢！

　　刘明康：已经很晚了，不想浪费很多时间。我听了以后深受启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感想。总结起来讲，温故而知新，这是一句古训，我们回顾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那个历史的时刻，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不是对某一个个人，不是对某几句话的崇拜，而是说它尊重了一种制度的建设，一种机制的革新，使得我们能够顺着正常的、正确的道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所以温故而知新使得我们更获得力量，能够更好的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去迈进，一个转型的经济体最重要的就是要缩短它的转型时期，跨越式的追赶其他的经济体，我讲挑战当中总有机遇，当发达的一些西方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转型经济体如果不再抓住这个机遇迎头赶上，岂不是又丢掉了一个重要的、宝贵的机遇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企业家用自己走过的道路给我们讲了一个鲜活的事实，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大有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大有希望。那么回过头来讲，做好企业，我也做过企业家，做过光大的董事长，做过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做好企业家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句话，但这两句话也很不容易，拿现代人的话来讲，第一，就是要接地气，企业家都要接地气，就是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扎扎实实的服务，一定要为我们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我们的微观的经济为人民大众去服务，要接地气，接地气也标志着我们一定要关怀那些贫困和困难的人，要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要接地气也就意味这我们要继续的学习，成为一个学习型的企业家，不断去赶超别人，武装自己。

　　第二件事情对企业家非常重要，80后的人讲就是要来电，要有激情，要像感情世界一样的要来电，企业家在顺利的时候要有激情，在碰到挫折的时候也要有激情，要坚定不移的克服困难，热情的去追求我们的价值，追求我们的利润，追求我们在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建设，在企业家的眼睛里面他的激情是很明显的。第一，他必须对自己的服务客户有激情，看见我服务的对象我就有激情，像东生同志看到看电视的人他就有激情，一种特殊的激情，做银行的人你看见客户没有激情，你这个银行家是做不好的。他在大厅里骂你，你就有激情迎上去欢迎他的意见，你应该去看别的银行是怎么搞的，你是怎么搞的，要有激情。

　　因此，客户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有激情的，也就是说你要来电的。

　　第二，你对你的员工要来电，你关爱你的员工，你帮助你的员工，实际上就是这个企业的不竭动力，因为人总是最重要的，这是你最重要的资本金。

　　第三，你对你的股东要来电，这是企业家的基本精神。这个顺序是客户、员工和你的股东，因为你必须对你的股东负责任。你是董事长也要对股东负责任，你是总经理，你是为董事会打工的，你更要对他们有一个激情。

　　这就是我们市场经济当中、在微观当中、经济一体当中做企业家的一个真谛，要来电，要接地气。

　　祝大家成功！

　　毛振华：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来纪念邓小平，仅仅是感恩吗？感恩是一方面，我们要重新提坚持市场的力量，我们的改革也到了一个关口，我觉得我刚才的话说出来，我是很希望说中国，现在日子过得比较好，既没有外国的压迫，也没有人民造反的压迫，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把1978年，把1992年那段历史认真的回顾，那段历史选择一条道路，取得的辉煌更有价值，我们的最高层，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带领，动员社会精英，能够投身中国的改革，能够研究中国的改革，能够再造一个环境，为中国再赢得20年的辉煌期，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希望来这里，这句话我一定要说。

　　王蘶：谢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是非常感谢所有在座嘉宾的分享，特别感谢所有在座的听众。邀请我们的轮值主席郭广昌代表所有在座的嘉宾，为这样一个题目，20年回顾南巡，我们正在凝聚市场力量，面对未来，面对国际化，我们将如何来不负这一代企业家的使命，请郭广昌说几句。

　　郭广昌：你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我讲一下自己的感受，听下来有几点我觉得肯定的，第一，我们坚信市场的力量，这不需要证明，因为这30年，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而且我们也坚信只有不触犯中国市场的力量，坚信市场力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在完全的计划经济和100%的市场经济之间，一定是只能走一个极端，我们相信路程是长远的，我们会做得更好，在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本身也会犯错误，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态度，因为市场犯了错误，是用市场的方法去解决它，去改变它，相信市场本身有纠错能力呢？还是我们回到计划经济那里去？这里面我们有非常明晰的答案，我们希望继续往市场的方向走。当然我们也觉得未来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

　　还是那句话，我们始终有双重的使命，第一，我们一定是想市场的环境更好，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我们今天开这个会，也是我们的一种努力，我们在发出一种声音，说我们是怎么看这种问题的，希望市场更好，另外一句话，我们总是在给定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抱怨，我们接地气，我们很来电，我们很努力。

　　谢谢！

　　王蘶：谢谢郭会长。我们特别感谢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微博(http://weibo.com)发言人任志强，感谢大家，这场论坛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