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警惕利益集团阻碍制度改革

　　新浪财经讯 2012年2月4日-6日，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图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

　　以下为演讲实录：

　　秦晓：首先我看到这个题目，就是原来叫做坚信市场的力量，有的建议做修改，我很赞同广昌的观点，但是原来叫坚信市场的力量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变成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我们不需要用一个词把它强化，尽管广昌讲我们可以平淡的对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是不是坚信市场的力量变成了一个问题，没有讲什么深刻的东西，都是讲市场中间最基本的共识，维迎的这种声音不多了，如果大家都这么讲，我想维迎也不需要这么富有激情讲这么一段话，原因何在呢？从全球来看，大家都看到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无论是发达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国家。

　　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所谓中国模式论，产生了一个北京共识对应华盛顿共识，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体制好，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否认有一个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模式，我是不赞成有些人把它包装成为一个中国模式论，为什么我不赞成？我觉得首先对发达经济体，我们叫现代国家认识的深度还是不够的，我们往往说它碰到了危机，它出了问题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思想方法要彻底调整。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说不要讲理论问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人有短期利益、长期利益，有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机制呢？

　　不是说这个机制不犯错误，或者不发生危机，而是在于这个机制能不能有一个自我调解的力量去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而这个自我调解的力量不是靠某个智人，某个圣人，是靠一个民众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赞同过去经典作家说他们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应该讲它是一对张力，是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一种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见的力量，一种是更相信看不见的力量，一种人更愿意获得自由，就是我把我赢得的钱拿到，该交税的交，一种人更相信福利，我把税收提高了，财政的赤字搞大了，然后由政府来给我福利，一种人关注短期的经济问题，一种人关注长期的经济问题，一种人关心公平，一种人关心效率，这种人是有不同的利益和理念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不认为如果在西方，我们说的发达经济体投票的话，大家会赞同采取中国这种模式。

　　尽管可能有一些左派经济学家去这么说，有一些写的书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赞成美国会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价格要管制，注册公司，搞交易要经过审批，我认为美国大部分人是不会赞同的，就像当年说东欧发生了剧变，是一个休克疗法，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东欧人投票，他们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这是我对西方的看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

　　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体制内经营和体制外经营高度共识的时期，都认为原来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别这样一个计划体制。那么我们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总体这条路是走下来了，当时留下了两个问题，是没有在思想上达到一致的，有的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改革，就把它搁置起来，闲置起来，一个就是产权的问题。我们有公有制的概念，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三个经济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和既有计划，按比例都已经被图形解释了，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没有突破，所以在保护私人产权上搁置起来了，以至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第二，政府在经济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我们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日本对我们的模式最有吸引力，就是东亚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就比较容易和原来的体制嫁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如果说完全是计划经济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政府的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如果是完全进一步改革的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中间这个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造成很多人去寻租。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现在争论的焦点就是这样一个焦点。其实这个争论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画一个光谱的话，不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经过变种以后的计划经济放在里面，就是从奥地利的凯恩斯学，这样一个光谱中，整个这个光谱中，就是说一直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争论的问题。

　　第一，对这个光谱以外的争议是来自30年代苏联的模式，斯大林模式，当时是美国一战大萧条，反衬了苏联经济高速增长，那就有一场大争论，有很多的思想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场争论是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引发的争论，这两个都被称之为光谱以外的模式，凯恩斯都沾不上边，这两种争论最终说的是一个事实，第一，苏联的体制，可能在短期能创造极大的效率，但是它是以个人的私有和权利为代价的，是一个封闭的，维迎说强盗逻辑，可以不用这么尖锐，就是你把企业工人都变成成本中心，然后去工业化，这个名字是好听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假设这个东西第一是谁同意的，如果说全民投票都同意这么做，这是一个概念，没有人同意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民主程序保证这个事情。第二，你集中起来干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大跃进干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所以它不符合经济发展正当性。

　　第二，日本的模式，扭曲价格，官商勾结等等，现在经济学界的人没有再谈论东亚模式了，现在能听到所谓中国模式的就是东亚模式的翻版，比东亚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东亚模式的东西，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我想我们的改革，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纳入进去，把全球的实际情况纳入进去，把历史的情况纳入进去，然后再考虑中国未来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还要坚信市场的力量。

　　我讲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