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投资副董事长韦恩：美国人哪里走错了

　　拜伦•韦恩

　　学者和战略家们一直在分析美国目前的金融状况，但没有太多能够深入分析现存问题的根源。在我看来，要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许不得不回到二战结束后。我认为，现今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尤其未能认识到以下四个事件的重要性，这些事件导致了美国经济在当前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件事件首先回溯到1980年期间。当时欧洲经过战后35年的重建和恢复之后，重新加入全球市场的竞争。经历了1945年战争肆虐的日本，也大规模生产大众欢迎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汽车。而美国正在失去其明显的经济领导力，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也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认为，美国当时应该倡导能源独立性或加强基础设施的工业政策，以应对这一挑战，但美国没有。举例来说，美国本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供应，并用它来发电，以提供城市交通的电力。这样的话，本可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美国当时还应该开始提升制造业工人的技能。

　　第二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期。在战后不久的时期，美国人民从他们的父母和曾经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美国人那里继承了节俭的文化，但20世纪80年代则成为了“自我的十年”(Me Decade)，消费主义和个人债务不断上升成为了普遍。

　　第三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摆脱了计划经济。同时印度也进入了世界经济的舞台，并不断生产自身消费所需的产品。起初，美国人曾一度过度乐观地认为这将为美国的产品带来30亿新的消费者，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国家将首先是美国的市场竞争对手。

　　第四个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这个政策下的背景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希望更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个基础构想具有理想主义情结，而在现实中，宽松的贷款行为和过分自信的购房人使得这项政策最终导致许多家庭买入的房产比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要贵得多。直到2007年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许多人发现自己每月的房产还贷额很高，但房产的价格，如果他们还能找到下一个买家的话，是下跌的。对于后来银行业和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从整体的经济来看，大约不到2美元的负债就能够产出1美元的GDP增量。然而到了1980年，欧洲和日本逐渐变得具有竞争力，美国产出1美元GDP需近3美元的负债，这比过去十年间增长了超过50%。除此之外，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下降很快。制造业在名义GDP所占比重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28%下降到2008年的12%；而同时期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减少至2010年的11%。另一方面，服务行业劳动力人口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提升至2010年的65%，美国逐渐转型成为了服务业经济，而服务业无助出口，因此这导致了我们的国际收支逆差开始扩大。石油价格在1973-1974年时期翻了两番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1月，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率自1977年以来的第一次超过服务业。

　　政策制定者们本该就资本效益率的下滑和制造业劳动人口下降采取行动，但他们没有。如果美国能在那个时候开始把人才和资源投入到可替代性能源项目，也许今天就会大大减少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美国拥有许多世界上优秀的大学，而在过去四十年，美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所具有的创新能力。随着科技在服务业和制造业所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策制定者应该实施培训计划以提高美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从1980年开始，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希望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为此背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如果需要花费五美元来获得一美元的GDP增长，这一美元带来的回报可能不足以偿还为之消耗掉的五美元，也不能很好地为股权投资者带来回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有这么多的现金。由于世界趋近于白热化的竞争，现今人们愈发难以找到一个可提供满意回报率的项目。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理应削减开支，因为美国不能让负债在现在的利率下继续累积。然而由于政府开支占据了25%的GDP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必须小心谨慎，而不能过快地进行削减。在过去的60年里，联邦项目占整个GDP的20%。国会超级委员会的目标是在10年里削减12,0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或是每年减少1200亿美元。这一程度的削减可以使得经济不至陷入衰退。若一年内削减5000亿美元，赤字的增长固然减少了，但GDP也会陷入令人堪忧的境地。

　　看起来，若不增加税收，美国的预算缺口将很难被填补。在过去60年里，联邦税收占GDP的18%，而现在为15%。由于49%的在职人员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所以这个基数应该更大。石油、天然气、房地产行业和农业还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当然这可能在压力之下被修改。美国凭工资收入前1%的人群已经为联邦贡献了38%的税收，因此开始有不同声音提出，他们的赋税是否已经超出了他们应缴的份额。凭工资收入前10%的纳税人贡献70%的税收。抵押利息、慈善捐款、雇主医疗支出、国家和地方所得税以及现行税法的其他方面上的扣减项目也可以为提高税收提供了机会，但是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群体反对这些显著的变化。

　　尽管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美国经济还是清晰地呈现出增长势头。2012年初，大部分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实际GDP的增长会保持2%，然而现在看来有可能会达到3%。这应该会使得薪水增加而政府赤字停止增长。但每年的赤字仍将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无论大选结果为何，美国都必须把它降下来，否则总有一天偿还负债的重压会引来又一场危机。现在平均的负债利息成本是2.3%，联邦收入中仅8%用来偿还债务；然而赤字若继续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势头发展下去，再加上平均利息成本上升到3%的话，到2020年，联邦政府将不得不拿出20%的收益来还债，从而挤压国防、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开支。届时，国会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止激增的社会问题。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能让国会就预算赤字问题采取行动。我认为答案正是政府债务利率的上升。当美国只需为十年的借款支付2%的利率时，立法者会感到自信满满。然而一旦借贷成本超过了名义GDP增长，例如2%–3%的真实GDP增长加上2%–3%的通货膨胀，他们或许会对事态的紧急程度有更加强烈的感受。

　　关于拜伦•韦恩

　　拜伦•韦恩(Byron R. Wien)是黑石顾问合伙人公司的副董事长。作为资深顾问，他为集团及其客户对经济、政治、市场和社会趋势作出分析，以评估金融市场的走向，由此对投资以及战略决策提供导引。

　　在加盟黑石集团以前，韦恩先生担任美国老牌对冲基金Pequot Capital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并曾经在摩根士丹利担任首席美国投资策略师长达21年。

　　在1995年，韦恩先生同乔治•索罗斯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这位传奇的投资人的人生和哲学的著作——《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Soros on Soros –Staying Ahead ofthe Curve)。由于韦恩先生的市场呼声甚高，他在1998年被First Call评选为华尔街最广为阅读的分析师。2000年他被财经网站SmartMoney.com 评选为当年的最佳策略分析师。韦恩先生还在2004年入选Smart Money杂志评选的30名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思想家、执行者、决策者、参与者以及市场推动者。

　　在2006年，韦恩先生被纽约杂志评选为华尔街16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于2008年授予韦恩先生终生成就奖。

　　韦恩先生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他是开放社会基金会投资顾问协会委员、林肯中心投资委员会成员和普利兹克基金会会员。韦恩先生同时还身兼纽约历史协会理事，Phoenix House 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以及JPB基金会董事长等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