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吴晓灵易纲王巍谈金融与法制(实录)

　　新浪财经讯 “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第十二期)于2012年4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吴晓灵易纲王巍谈金融与法制。

　　以下为对话实录：

　　王巍：各位晚上好，我是王巍，非常荣幸成为第十二期书院活动的客串嘉宾。今天首先你们要为自己祝贺，2200多名报名者，你们幸运地成为了其中的500名。我们特别高兴，今天我们第一次做到了非常现代化的读书会环境，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长任志强先生，最近花了一千万巨款改造了现场，感谢任志强。

　　金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金融是光明正大，不是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金融博物馆，希望把金融从神秘，从被妖魔化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每一天用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技巧，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和各界读书的人，不管他是官员、教授、企业家，一起交流，平等讨论，这是我们办书院的初衷。今天已经是第十二期，很多嘉宾都参加过读书会，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多的关注，也要感谢你们的捧场。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新浪微博(http://weibo.com)，新浪财经给我们的支持，包括今天中信出版社、华章公司、资本交易等单位的协办，特别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今天我们希望形成一个非常愉快的读书环境，读书可能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读书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

　　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重要嘉宾都是金融家，首先邀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也是我们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晓灵女士。另一位重要神秘嘉宾，他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博士。有请二位。

　　大家都很熟悉这两位，在金融圈里都是风云人物，但是今天是我们普通的读者。大概四年前，吴晓灵女士辞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转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易纲博士担当副行长，所以他俩理论上是前后手的关系。而且两位都是学者，吴晓灵很多年前获得了著名的孙冶方奖，我们过一会儿一起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进行交流。

　　我们首先请出华远地产理事长任志强先生，以及金融博物馆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衣锡群。

　　我们今天从读书谈起，我首先把问题给吴晓灵女士。多年前吴晓灵女士被国外《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女性领导者的第二名。我看到当时的采访说，我首先是个女人，要做好妻子和母亲。我特别想了解，这么多年来您是怎么样处理女人和金融家的关系？

　　吴晓灵：我想一个人一生中在社会中会扮演很多的角色，我一直主张把一个生活中的角色和职场中的角色分开。在家里你该当一个女儿、妻子、妈妈、儿媳妇，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尽管我在外面的工作很多，但是我回到家里，只要有时间我就尽我的力量做，这样就能得到家人的谅解。在职场上我从来不想我是女的，跟男人是一样，也从不把职场的东西带回家，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不把我看成领导和干部，就是我们家庭中我该在那个位置的一员。

　　王巍：2004年正好中国经历了宏观调控，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你在海南博鳌上说了一句话，对中国业界振动很大，说请大家不要与中央银行博弈。你作为中央银行的副行长，这句话在中国企业史上是记录入了里程碑。很多人说你是中国的撒切尔，铁娘子，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吴晓灵：我不喜欢女强人，也不喜欢铁娘子。我觉得女人应该相夫教子，尽到我的责任就可以了。在职场上就是尽心尽力完成我该做的事，也行了。

　　王巍：你现在担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花了大力的时间在法律上，法律是比较硬的东西，你觉得和你这样的气质和生活态度是不是合适？你觉得哪些东西让工作感觉愉快，或者哪些感觉不舒服的？

　　吴晓灵：我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把我们日常的生活准则，乡约民俗这些东西制度化，就会形成法律。法律其实是维持我们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制度。中国其实有一句古话，“小智治事，大智治人，睿智治法。”基本上一件事一件事做是小的智慧，能够组织大家一块儿做事，应该是大的智慧。睿智就是更大的智慧，就是要建立一个法律制度。我想我们国家如果想把国家治理好，所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都应该致力于法律的完善。

　　王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上不上微博？

　　吴晓灵：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落后。

　　王巍：易纲上微博吗？

　　易纲：有时候上。

　　王巍：所有今天来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微博上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微博有4万名铁杆的粉丝。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上不上微博，微博上最近对吴晓灵女士有一段话反响非常大，说的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是：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老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基于什么理念，什么样的场合你说出这样的话？

　　吴晓灵：这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年会中，他们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经济再出发。我认为市场经济在很重要的程度上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吴敬琏也经常说，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是改变法制的经济，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完善法制，而在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有一个理念，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其实这两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听法学界的人讲的。我认为这句话非常对，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权利是哪里来的？是人民给的，人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了政府权利？实际上就是法律授权，《宪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组织形式，规定了我们各个行政机关能够做什么事情。

　　现在时间过的太快了，有时候经常想不起来哪一年，有一年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大家不要小看，《行政许可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它就在约束政府的行为。《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法律中没有给的权利，任何一个政府机关自己不可以给自己设权利。这也体现了政府是人民委托你，信托你，把我的一部分权利托管给你，希望你能够代表大家治理好国家，和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因而，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和法律的关系，就是群众通过法律把权利授予政府。

　　法无禁止即可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只要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妨碍他人的利益，不给社会造成危害，我的这个权利就可以去实施。什么时候法律才设定禁止条款？就是说你的行为有可能伤及他人利益或社会的利益，那么社会法律就要规定出来你不可为。如果要是有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就可能有创新。

　　王巍：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符合社会老百姓的期盼，因为之所以这句话在微博上有这么大的反响。第一，我们确实有太多官员利用公权力无法无天，也确实有太多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如果中国的官员都能像你这样尊重法律，尊重现实，我觉得这个社会会更加美好，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

　　这里我特别想听听易纲博士，我跟易纲是老朋友，他当年是北大77级，我们是同一届，他很早到了美国，做学问做的非常好。我第一次知道易纲，他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那时候就知道了易纲的名字。后来易纲九十年代初回到了国内，帮助在北大创立国家发展研究院，变成海归在中国发挥能量的机构。后来进入了人民银行，逐渐变成中国货币委员会的秘书长，四年前变成了国家外管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作为一个海归的博士，做到人民银行副行长，我觉得这样一个历程我们待会儿特别想听他来说一下。

　　之前我想引用他的一段话，同样在社会上反响非常大。他说了一大堆改革，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监管原则要以人为本，要搞无罪假设。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们在国内都知道，我们长时间是有罪推定。易纲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对我们监管的圈子可以说相当振聋发聩。首先假定你是好人，叫无罪推定。这样一种理念不光和过去三十年计划经济不一样，我觉得跟过去三千年整个文化理论都不一样。我想问一下易纲，你怎么看这样的理念，什么样的思想资源推动你产生了这样的理念？

　　易纲：其实这句话跟晓灵说的那两句话是一脉相承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启蒙阶段，因为启蒙是相对黑暗的中世纪而言的，在讨论国家和公民关系的时候，有了晓灵刚才说的那两句话。它的核心是要做一个小政府，一个大社会，要界定和限制政府的权力，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创造性。启蒙以后就有了一些民主国家的出现。

　　王巍说的监管的那句话，是我说的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的最后一个转变，要从有罪假设到无罪假设。这个转变和晓灵说的两句话是一脉相承的，过去在金融领域，外管领域，我让你做的你才能做，我没说的你都不能做。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创新？必须得改成法无禁止你都可以做，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法无禁止你就可以做，这样社会才有活力，行业才可以创新。同时要做无罪假设，一个机构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在你没有证明他有罪之前他是无罪的，他是自由的。这样一个监管理念，实际上它反映了政府和公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对政府权利的一种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一个保障，特别是对自由和创新的保障。同时，又要强调这是一个法制社会的背景，法制社会必须要有规则，企业也好，公民也好，要有最起码的公共意识、道德意识，要遵守法律，使得公民享受充分的自由，同时又不影响他人。整个社会有秩序，有活力，有创造力的运行。

　　王巍：谢谢，我觉得两位行长谈的逻辑性，是我们这一代正在转折时期面向开放的，也是逐渐走向普适价值的一种理念。

　　易纲刚刚从国外回来，我刚刚看你的微博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说现在是时候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了，现在报纸上都在报，因为有了3.2、3.3万亿的外汇储备，现在是时候让人民币的汇率由市场决定。这样带一种宣言性的东西，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背景？

　　易纲：大家知道人民币汇率在1994年实现并轨，把我们的两轨制变成了一轨。从1994年一直到2005年，基本上汇率是非常稳定的，尤其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5年汇率几乎是没有动，8.28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这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2005年开始汇改，一直到现在，人民币才逐渐升值。

　　大家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汇率是怎么决定的？我们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汇改的方向应当是进一步增强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我们试图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看到的还是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人民币从8.28元，一直升到了现在6.3元左右。

　　我说现在是市场决定汇率的时候了，这句话有什么背景？汇率改革旨在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并让市场力量在决定汇价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看过去两个季度，在国内即期和远期人民币市场，同时我们还有香港人民币即期和远期的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境外即期和远期的市场。这些市场的汇率在过去的两个季度中都出现了双向的波动，也就是说不仅仅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同时也有持续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比如香港CNH市场和香港NDF市场，CNH是即期市场，NDF是香港远期市场，同时新加坡也有远期市场。这些市场出现了十天，甚至三个星期持续人民币贬值预期，也就是说这时候出现了人民币双向预期。双向预期使供给、需求在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之间也大致形成了平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就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减少干预，让市场尽量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让市场在更大程度上来决定汇率。它像一个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决定的。大家知道在一周以前，我们宣布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0.5%扩大到1%，这样一个区间的扩大，也为市场决定汇率提供了空间。 

　　王巍：通过我们第一段简短的对话，能感觉到两位学者、官员，特别强调理性，强调逻辑，谈的事情都是充满使命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读书会中遇到的最严肃的一面。从你们来之前我也考虑到这一点，不是由于你的责任，是由于这一代人所形成的思维习惯。我们放一段影片，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导致了这一代人。

　　五分钟穿越了四十年，我想这是五十年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吴大姐能不能给我们讲点你的故事。

　　吴晓灵：我是四十年代的人，我们经常调侃的人，过去土地时期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但是那一代都是打江山的人，我们生在什么时候就说自己是什么时候。我是生在解放战争的年代，应该说我这一生经历了咱们共和国的苦难和辉煌。

　　王巍：你今天怎么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外汇局局长，女央行行长。

　　吴晓灵：我们这一代人在过去意气风发的革命理念中出生和成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国家曾经辉煌过，也曾经苦难过，现在又再一次的辉煌。这里面我们看到，每当我们承认商品经济能够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中国就能够强大，就能够辉煌。但是非常不幸，一到我们强大辉煌好了一点，就容易否定市场经济，然后让祖国再一次走向波折。

　　王巍：能谈一谈你个人的经历吗？小学、中学、插队，我们特别希望了解你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

　　吴晓灵：在我插队之前，基本上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个叫做17年“修正主义”的教育。17年“修正主义”的教育，我认为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做人的基本理念和规则，我们有革命的理想，也有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别人，自我约束，做人一些最基本的规则还是要做到的。

　　王巍：你在哪里插队？

　　吴晓灵：在内蒙。但是后来把我们这些教育都打破了，弄一些更极左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对过去17年教育的否定，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否定，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这样给国家带来了很多的苦难。

　　我们在插队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的最基层，看到了很多和我们所宣传的东西非常不一样的。就说一个小例子，当时号召农业学大寨，我一点都不否认大寨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大寨大锅饭的那种体制其实是不行的。我们在村里插队的时候，老百姓明明计件工高于大寨工，这时候出工不出力的人很多，但是你如果做计件工大家就能很好地做。还有承包一个羊群，你好好养羊是不是可以给羊倌一些奖励，所有这些能够提高效率都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所有对生产力发展并不是太好的东西，老百姓并不太接受的东西反而大张旗鼓地弄。最极端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过去极左的和经济发展有害的理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正是把这些错误的理念推到了极致，给国家经济带来了苦难，在苦难中凝聚了改革的共识，才有了后来的三十年。我认为现在又到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十字路口，后三十年怎么走？别像建国初期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克服了通货膨胀，经济恢复创造了奇迹，就开始一划三改大跃进。把国家折腾地不开始三自一包，经济好不容易恢复了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现在对文革之前极左的东西做了批判，进行了改革，承认市场经济的规律带来了三十年的辉煌。可是，又要开始否定这三十年市场经济的道路，我认为这是当前非常可怕的。

　　王巍：大姐，你是很容易把自己的历程淹没在整个发展历程上。易纲我们是同年的，而且他在北大上学，我在大连上学。易纲你插过队吗？

　　易纲：插过。

　　王巍：你讲讲你的故事，尽可能以个人为本。

　　易纲：我从小学开始，65年上小学，小学一年级上完了，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民族来讲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我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由于家里是普通知识分子，也受到严重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非常的苦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老是批修正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在我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老想要搞清楚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所以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包括哲学的，历史的，马列的经典著作。比如那时候开始读《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试着读《资本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试图弄清楚，因为我的家人是被批判的，是修正主义，是反革命，心里上有这个烙印。

　　高中毕业之后我去插队，我非常感谢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小平同志一复出，他做的头几件事，第一个是恢复高考，我有幸在第一年，1977年年底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的是马列原著，那时真正科班出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北大、人大和中央党校等，可以说我在北大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对马列的经典著作做了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打下了数学和英文的基础。

　　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送出去念学位的留学生，而且是被北京大学公派出国，学的是经济。实际上我还是没忘了我原来的情结，到了西方以后，我还在想到底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我在业余时间自学研究马列著作，我熟悉英文，除了读英文的著作，我还试图学习德文和俄文的语法，理解原著是怎么写的。

　　王巍：你在美国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

　　易纲：对，我一直在想马克思主义怎么会在西方土壤中诞生，大家知道马克思是1818年诞生，在那个社会下怎么样产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比如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这些思想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收益最大的，恰恰是现代的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批判，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了劳动标准，劳动保护，人的权利，才有了最低工资，才有一个星期最长的工作时间，每天最长的工作时间等等。这些都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所吸取的元素有关。

　　由于有了这些改进，所以市场经济有了这样一个发展，但是现在许多西方人反而不太清楚或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这个问题上，真正付出成本最大的民族，就是实行了计划经济的民族，一个是苏联，一个就是中国。苏联和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反思还不够，现在新生代的年轻人，对这一点认识还不够深刻。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更加激励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正是在这种苦难的成长中，人家说棒打出孝子，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对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非常的热爱，并且坚信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勤劳，我们肯定能够致富，我们国家肯定能够强盛，老百姓、我们的公民肯定能够富裕，并且得到自由和尊严。

　　王巍：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你当时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从批判的角度激励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易纲：是的。

　　吴晓灵：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思想看成一个科学，一个学问。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分析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最普通的世界。当我们把一个科学，一个理论，作为一种教条，作为一种迷信的时候，肯定就会给实践带来灾难。

　　咱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西方的学说是不允许学的，而马克思的著作和学说，基本上他们都是可以教，你只要不组织政党推翻政权，你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读资本论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果思想上是禁锢的，就不可能有真理的推进，也不可能很好地引导我们的实践。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之所以说是苦难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底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我认为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说不去评判文革的事情，一切向前看，因为当时在理论上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是很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推动了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在思想上没有彻底的清理极左的东西，现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隐患。文革当中任何人都没有人权，我不愿意讲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其实要讲这些事情，很多事情是令人发指的。现在我们在建立法制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很多的理念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王巍：我们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痛苦的记忆我们不记录下来会在历史上变形。由于中国目前特殊的国情，我不可能做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我做金融博物馆。感谢易行长和吴行长，两位都到金融博物馆参观，感谢你们的支持。

　　易纲你谈一谈你的成长经历，我们平时读书会报两个人，但是这一次你们两位影响太大，报一个名就有几千人报名，再把你的名字报上来，我估计报名的太多了，所以我只说了是一个学者。你能不能讲你一讲你的故事。

　　易纲：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有深刻的教育，我为什么强调这个，这是解释为什么77级、78级，经过插队的这一代人他后来能够这么努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力量的源泉。他看到了这种苦难，他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以后来他不管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他都特别的努力。

　　我是1980年被北大选派到美国读本科，当时我是北大三年级学生，我在美国读了两年的本科，又读了四年的研究生，拿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可以说一路顺利。

　　今天的主题是读书，我讲一下我在北大期间和在美国，我读的书当时可选择的比较少，但是我也是非常幸运的，我读的书都是经典。比如我在国内读英文，用的是许国璋先生的教材，汉语语法是王力先生的，我上的线性代数是丁石孙先生亲自讲授的，教材也是他领着一个编写组编的。我成长的过程中包括到美国读书，虽然选择比较少，但是我读的书都是经典。这使我能够掌握最好的，最精华的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读书的选择很多，我们看到网上和图书城里的书是无数多的。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现在很快就能够写一本书。但是很多书的质量大不如前，可以说有很多是“垃圾”。现在年轻人是既面临丰富的选择，同时他也面临着困惑，这个困惑是他不知道他该读哪本，他不知道怎么筛选。

　　我到美国博士毕业是1986年，当时想回国。当时北京大学的张龙翔校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易纲你现在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你别以为你获得了博士学位就懂美国的大学了，你如果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你对美国的大学和教育是完全不懂的。按照他的指示，我必须要在美国找一个教职教书，然后才能弄懂这些。我这时候申请一个教职到印地安纳大学经济系当助理教授，到1992年才回来。学习之后回到中国进行教书一直是我的心愿，我算是极其幸运的人，因为我总是碰到好人，都是帮我的，不管是我学习过程中，还是后来。由于这样的环境，虽然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但是后来我遇到了很多的好人帮助我。

　　1980年我兜里揣两美元到美国，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虽然我的学费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但是我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1986年我就当助理教授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差距极大。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1986年的时候你能够一个月拿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她的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我当教授的时候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我只有两天有课，我把答疑时间也安排在那两天，剩下时间可以在家里，每个礼拜去两天就可以了。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

　　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我总是遇到好人，不管北大的好老师和好校长，还是后来到美国的同事，对我都非常好。我离开印地安纳大学将近20年了，今年我那个系的同事提名，经过校长和董事会批准，授予我印地安纳大学荣誉人文博士学位，同事们还想着我，认可我当年在这个学校的贡献。

　　我一直以一个报恩的心态来报答社会，来报答我的老师，我走上讲堂就要认真的准备课程报答我的学生。如果我要是做货币政策，不管在货币政策司，还是后来在人民银行的其他岗位上，要对每个同事好，和各个部门把各个事情协调好，最终是热爱祖国，是对国家好。以这样一个报恩的心情报答我的家人，我周围的人，报答我的母校，报答人民银行，报答社会，从而报答国家。

　　你如果一直以一个感恩的心情来对待这个社会，就算你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公，遇到一些委屈都能够克服。而不是你总在抱怨这个社会不好，人对我都不公平，那样你会生活的很焦虑。如果你以一个报恩的心情生活就会很愉快，干什么都能够很顺，顺起来就能够正反馈，正反馈以后就能够更顺。

　　王巍：你刚才说了很多经典的书，我们想看看你推荐的书。

　　易纲：这本书叫《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这本书是经典的书，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的比较少。这本书分析了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分析了在长期愚昧，实行愚民政策，或者极端制度的国家是如何产生大革命的。他分析了社会公众心理、大革命的原因以及大革命以后的破坏力。

　　我们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我们知道法国非常暴力、血腥的大革命，我们也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分析这三个革命，实际上对后来俄罗斯的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我要表达的是，大家通过看这本书，可能会得出一些像我一样的心得和体会。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他和君主妥协，产生的破坏力比较小，对社会、生产力和生命的破坏比较小，使得英国走上了现在这样的民主的道路。美国的独立战争实际上也充满着妥协和减少损失的思想，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之前实际上是英国在美国殖民地军队中负责当地民兵的准将，那时候等于他掌管美国民兵。英国统治美国13个殖民地是英国的正规军，他率领美国民兵，从属于英军指挥，有点像跟着英国军队的美国民兵部队。后来他成了独立战争的领袖，他有那个实力，同时华盛顿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国整个独立战争中，吸取了英国光荣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运用了以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使社会进步的思想和方法。

　　我们为什么要反思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还有重蹈覆辙的危险，怎么样才能社会进步？血腥和暴力的革命能不能使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可能是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血腥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分析角度，对愚民政策的分析和旧制度的分析，从各个方面分析产生这个暴力事件的根源在哪儿。《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当时的思想家，包括对马克思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国内读者了解这本书的不多，所以我推荐了这本书。

　　王巍：听到这本书，我们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读，易纲推荐了五本书，我们会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微博上每一本进行介绍，感谢易纲先生给我们的推荐。

　　叙述过了以后，晓灵大姐你给我们推荐哪本书？你挑一本给我们做分析，为什么选这本书？

　　吴晓灵：我们推荐了五本书，我想要挑的话就选择《美国宪法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吧。

　　王巍：：为什么推荐这本书？

　　吴晓灵：还是我一直想说的事情，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法制社会，而这本书其实讲了美国宪政的历程，它是怎么样从刚开始起草宪法，这近二百年应该说美国的宪法没有做大的修改。在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司法的实践，不断地完善着民主和法制的进程。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即使在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宪法的精神上它都能够确立起来。我们总是讲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人治的国家。美国这一点上是体现很好的。

　　我们应该看到，民主和法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它并不完善，但是在最基本的理念上应该是明确的，就是两点，一个是有限政府，一个是尊重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点，没有最基本的东西，有时候就会走偏了。

　　这本书写的非常好，大家看看会有兴趣。它是类似于小说一样，是用大法官的案例和判例体现对法律的介绍。这本书里面，黑人是不是美国人？刚开始很多人认为黑人不是美国人，最后通过诉讼案例，最后确定了黑人是美国人。在宗教信仰自由，行政权利约束等等很多方面是通过一个一个案例。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事情，法官处理的时候，现在回过头看是不对的，但是美国人有一个宪法的精神，我遵从法律的最终裁决，若干年之后可能又要翻过来说当时说的是不对的，这样逐渐地推进。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对法律的尊重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会影响一个秩序的建立。

　　当然，大家也会说他司法不公正，美国历史上有时候他司法的东西也未必公正。但是大家如果真的尊重这种法律的精神，而且舆论对法官也是有一种约束，在这样情况下总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辩论。我觉得最可贵的是控辩双方不同的论据和观点都可以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是法官找法，法官通过这个案例，在平衡的过程中，其实人类的道德底线，最终应该通过法官的判例体现人类的良知。如果我们大家都遵循这样一个过程，最后社会的环境是良性的循环。

　　如果我们对现在法官判了的东西，不管他对与不对，我觉得从法律程序上我们应该遵守。什么时候改正？通过法律程序再来改正，这其实是一个渐进改革的过程。刚才易纲推荐的那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过去比较推崇暴力革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基本上没有改革和和平过渡，只有揭竿而起推翻一个王朝，但是又建立了一个王朝。没有摆脱从暴力夺取政权，最后腐败又失去了政权。通过读书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思考，能够让中国摆脱这种宿命，走一个改革、开放、渐进、完善的民主进程。

　　王巍：非常好，我也在观察两位有共同点，你们推荐的书都是高度关注历史。也略有差别，一个关注历史的逻辑，一个关注具体的案例，可能由于你们不同的背景，学术资源和操作方式。但是共同的一点，我们回到刚开始，五十年代这批人有强烈的使命感，很容易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连到一起，几十年来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也可能会形成下一代的主力，这是我们高度警惕的一种情结。

　　我简单分享一个我的故事，我也插队也放过洋，我插队是七十年代，所谓我们叫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就二十多年，那时候40多岁的人都见过旧社会。我是20多岁的人，我问队长大家多骂旧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时候有一个队长跟我说，旧社会有饿死人，都是些流氓，二流子，不干活。新社会没有饿死人。看周边没人了说，但是总饿着。我从这一天开始就知道，新社会总饿，这也是我很小的思想启蒙。

　　你们通过前面两段看他们专业精神和使命感，看到五十年代成长的一批人，下面每一个人可以提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下一阶段，请大家提出问题。

　　提问：今天来听到你们的经历比较多，我比较关心目前中国经济也是一个热点，有很多的看法，思维也比较混乱。在目前现有框架，如果制度不动，中国制度靠现有的政策不变，是否还能支持十到二十年？

　　提问：想吴老师，怎么看待谢亚龙前两天说的话。

　　提问：我想问一下吴晓灵女士，你今天讲了很多关于法制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位大学校长说过，老百姓的权利是需要从上到下争取，而不是从下到上赐予的，因为赐予的东西要被拿回去的。在咱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下，老百姓争取这些权利是要靠上到下的赐予，还是靠老百姓从下而上的争取。谢谢。

　　易纲：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框架下有很大的余地，而且现有框架也不是固定不变。比如说改革开放还在继续，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前进的两个轮子，有时候开放也可以带来改革，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在这样的框架下你也提到，总理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我是经济学家，我希望刚才讲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整个这些，都希望祖国能够平稳，经过不断的改革开放，有序的进步。

　　我简短的回答，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产权的保护初步得到确立，特别是公民的意识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中产阶级也在逐步的形成。社会稳定的力量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再有十年到二十年的高增长，我们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许多的需求还没有释放。我对此是有信心的，并且在货币政策上，对这种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也是完全有条件的。

　　王巍：易纲行长写了一本书叫《货币化的进程》，这本书是描述中国货币化的历史过程，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货币政策发挥才有空间，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这本书。谢谢易纲行长。

　　吴晓灵：谢亚龙具体的事我不太清楚，我不好说。但是我谈一个观点，最近刑法修正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就是说不能以嫌疑犯自己的口供作为定罪的事实，就是防止出现逼供的行为。如果你要想给一个人定罪，还要更多的是其他的证据。谢亚龙具体事情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刑法修正的精神是靠物证，靠证据给人定罪，不能光靠口供。

　　刚才讲到法制的问题，我认为确实是需要人民自己争取法律的权利，但是这种争取法律的权利，我认为应该是在制度的框架之下，而不是采取暴力的行为建设这种法制，从下到上。我们的人民从下到上争取法律的权利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我们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构，通过人民代表，通过人大立法的时候，在网上全文公开征求意见，我希望大家应该积极的参与。第十一届人代会的时候，所有的法律基本上都上网了，只要进入常委会一审之后，基本上在网上全文公开，我希望大家通过在网上提意见参与。

　　第二个，现在的网络。我们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公平事情的时候，舆论和网络要有一些正面批判的声音，所谓正面就是理性的，不是说你的观点对与不对，观点可以对也可以不对，但是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舆论也可以促进政府改进工作和完善法律。

　　王巍：谢谢，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像吴晓灵女士刚才提到的，通过舆论正面的影响，我相信最近关于谢亚龙的事件，不管他有多大的罪，刑讯逼供是不对的，在微博上广泛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我相信这是正面的。

　　第二轮提问之前，我念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参加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做了《我的第一本金融书》活动，这三名获奖者将分别得到任志强签字的一本书，这三人是，王巍、孙睿、赵嘉琛。恭喜你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微博，把你们的各种感想，包括你们今天听到了两位嘉宾的讨论，不断在微博上推广发布。如果你们报上名，你们是幸运的，祝贺你们。如果你们被多次拒绝，请你们不要埋怨，因为每一次跟你同样有资格的差不多是两到三千人，我们只能抽取其中的500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同时能够理解我们。

　　提问：请教易纲老师一个问题，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你怎么看？

　　提问：我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权属问题。前一段时间听过周小川行长的演讲，他那次说国家外汇储备产生于企业出口创汇过程中创造的财富，说国家外汇储备是国家的财富，和人民都没有关系。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通过人民币的形式，对企业出口创汇赚取的外汇进行了赎买，国家外汇的权属属于谁？

　　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易老师是从教学的岗位走向实践，吴老师是从实践的角度走向教学，怎么理解学术和实践的关系？

　　易纲：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定义特别清楚的概念，在有些后发国家，想利用国家的力量发展经济，国家介入了很多市场的部分，有人把这个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我想你问的问题就是它对中国的含义。我还是希望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应该对政府的权利有一个清楚的法律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应当是非常有限的，这是我的理想。

　　从简单的概念回答你，我并不推崇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它可能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社会充分的竞争更有优势。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它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而且在法律上定义的边界要非常清晰，这个社会和这个经济才能是有竞争力的，并且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比如在历史上你看苏联和美国，你看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历史和理论对我这个结论的支持是充分的。我想，在未来的争论中，比如怎么样看待国有经济，怎么样看待私有经济，我们现在的政策是两个毫不动摇，无疑是正确的。大家在思考这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中，我的上述回答可以作为一点参考。

　　王巍：国家外汇储备产权到底归谁？

　　易纲：国家外汇储备确实像这位同学说的那样，是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卖出手中的外汇。如果市场上出清不了，由人民银行买了，就变成外汇储备了。二十年以前，我们外汇短缺，那时候国家希望有一点外汇储备。从现在的情况来说，实际上我希望市场上能够出清，汇率由市场决定，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人民银行在买外汇的过程中，不管是谁卖出外汇他都得到了等价的人民币。如果十年以前卖出一美元，你得到了8.28元人民币，而且是现金，马上就得到。你如果现在卖出1美元，你马上得到6.29元，这个兑价已经给了，不管你是出口企业还是谁，人民币兑价已经给你了。外汇储备人民银行买进来以后，它就变成了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它变成了人民银行的资产。对应的负债是什么呢？是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又是对谁的负债呢？商业银行是对企业和居民的负债，老百姓把钱存在商业银行里，商业银行把他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存到了央行，所以央行负债是对着全社会的负债。我们兜里的钞票，也是央行对社会的负债，你可以拿着钞票要求央行给你物有所值的资产。央行发的钞票，和商业银行所有在央行的存款都是央行的负债。我的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我要经营外汇储备，使它产生一定的收益，足以能够覆盖我负债的成本，从而央行能够顺利的给商业银行付息，能够保证你兜里的钞票是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说通货膨胀是低的，居民手中的钞票的价值是稳定的。同时人民银行把商业银行和企业持有的央行票据利息都付了，实际上这种付息也是对财富的一种转移。这就是外汇储备的性质，它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主要部分，它又对应着央行的负债。谢谢。

　　王巍：看来老师不能碰到老学生，很快就回到了大学语境了。

　　吴晓灵：刚才说到，易行长从教学走向了实务，我从实务又走向了教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巧合，我们两个人可能都对理论研究，对教育都有一种情怀。我个人认为，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有科研和行政的人员，教学和行政人员相互交流的机制。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都可以在学校里教书，包括一些政治家他们都可以在学校里教书，过一段时间他可以从政，从政之后他又可以回到学校去，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双向交流，有利于教学人员了解实际，更好地搞理论研究，使我们的教育更贴近实际。也有利于我们行政人员在教学岗位上和研究岗位上更深刻地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不断地得到验证，而实践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思考才能够得到升华。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的选择不是个案，希望能够成为未来的一种制度。

　　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第一批学生，大家俗称“金融黄埔”，应该说在改革的年代，人才齐缺的时候，人民银行创立了研究生部，当时应该说这个研究生部的创立，集中了中国三种教学的优势，一个是北大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刚才易行长谈到了，他在北大学完了以后到国外学习。我们是北大那些在当时计划经济思想高度禁锢的情况下，还在坚持不懈学习西方理论那一批北大的教授，成为对我们这一代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我的老师就是厉以宁，给我们上课是厉以宁老师，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还有一批以黄达老师为首的社会主义财政经济学的老师，但他们不是教条地看待苏联财政经济理论，而更多地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在考虑问题，而且把财政和金融的问题打通考虑，不是狭隘的金融和狭隘的财政。第三个，最独特的是人民银行的司局长，包括刘宏宇(音)行长，他当时是主管金融体制改革的副行长，还有一批在美国留过学，建国之后放弃了在海外豪华的生活和丰厚的待遇回到中国，建设中国。但是几十年过程中经过了挫折，文化大革命之后不顾个人的屈辱，只要把他解放出来让他工作，他还是非常认真地投入到了金融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这三波老师成就了五道口的学生，我们面对当时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现实问题，又学习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那些社会主义财政经济理论的老师们，他们对现实财政经济理论的一些疑问和思考，这些给了我这几十年从事金融实践工作很大的理论支持。

　　我非常欣赏易行长说的，我们应该有感恩之心，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有77级的考试，给了我们机会重新上大学。我在内蒙插队待了13年，在内蒙工作，在内蒙考上大学，后来考研究生回来。我觉得那么多的老师培养了我们，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我们非常希望回报社会，用自己的知识把这些事情做好。我从研究生部毕业以后进到人民银行，一直到我当了副行长退休，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我都是记住一句话，经济就是，经世济民。搞经济的人不是说自己做点什么学问，而是要你自己学到的东西为老百姓切切实实做点事情，为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道口经过三十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门办学的优势已经不再了，所以我们选择了清华大学和五道口结合在一起，办一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金融学院，而是要把我们国家清华大学的教育优势，和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原来背靠业界，非常注重实务的教学传统结合在一起，把业界的实力和需求，和清华的教育资源结合在一起，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为中国培养更多的，能够参与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际治理新的人才。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五道口和中国金融改革同行，未来的三十年，我希望五道口能够和中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同行。

　　王巍：谢谢，我很羡慕易纲在美国大学，在北大有非常传统的学习，包括刚才你提到你母亲是小学教师，有非常传统和非常稳定的学术脉系。提到五道口有一点伤感，我是五道口二期，吴晓灵是我的师姐。我在美国读的大学不是很有名，研究生并到清华，大学并到大连理工，中学改成小学，小学拆迁了，这就是我的悲惨经历。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一个学校，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过程，我们整个国家进步，易纲行长谈的，这样一个启蒙的过程是我们最好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学术根基。我们希望像晓灵大姐和易纲行长刚才谈的那样，通过我们自己各个方面的努力，共同参与启蒙，自我启蒙，启蒙社会，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过去三十年我们贪婪的赚钱，从贫穷到了小康社会。未来三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不像我们这么有使命感，没有这么多的挫折感，你们会更幸福，更加精神富足建设一个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下面我想挑三位嘉宾谈点感想。首先是导演了《华尔街》的导演谈一谈。

　　李成才：我今天收获特别大，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我自己私人的目的，读书会的发起人告诉我说来两位老师，你来听一听吧，也会对你正在做的节目有帮助。我今天就想找机会，但是我今天来的非常晚，我下午在拍摄，迟到了两三分钟，我们正在拍摄的货币，我们从货币伴随着人类五千多年的历史，从希腊开始讲起，它到底给我们人类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对待货币的态度不一样，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文明方式和文明格局。

　　我特别想提前来跟吴晓灵老师和易纲老师说，我们拍摄国外的部分已经结束了，我们国内的部分刚刚开始，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们做这个片子，虽然我们时间有限，但是确实是诚意之作，我们确实想讲货币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尤其中国人跟货币的关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岔的，我们想探究一个究竟。它的精神跟华尔街的精神是一样的，它还是秉承着为中国金融生活送上一滴水的作用。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两位老师一定能够拨冗接受我们的拍摄和采访。谢谢。

　　王巍：我们再请一位老朋友，也是今天特意赶来的，朝阳区区长程连元。

　　程连元：很突然，我今天收获很大，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感到很感动，我们这么多人自发的，在这么晚的时刻在这里认真地研究读书的问题，看来读书是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读金融的书。

　　我来自朝阳区，朝阳区在北京最主要的特征是国际化和市场化，所以我特别期待下一次和二位老师在朝阳区共同的探讨金融国际化问题。我顺便也提一个邀请，期待在最短时间内，要我们在座的同学们一起到朝阳区，在一个类似的场合，甚至比这个更好的场合，一起讨论我们的读书问题。谢谢。

　　王巍：其实我们的读书会给社会尽绵薄之力，把过去很多高高在上的名人和官员带到这个层面，很多人在这里发现，包括学者许小年、陈志武、张维迎、马勇都来过，官员除了你们两位，周文重大使，邵秉仁部长，夏斌等等，还有企业家柳传志、陈东升等等，我们后面还有一大批排队等着来讲的人。

　　很多人希望我们花几十倍价钱买你的酒，我们希望来讲演，我们都拒绝了，我们希望保持读书书院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希望变成跨界的思想、文化、艺术、权利的交流，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最后，我还要请出北京著名的书虫衣锡群，他曾经担任北京市市长助理，有请他做总结性发言。

　　衣锡群：感谢两位行长，用了一个多小时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工作生涯，特别是阅读体悟。我想听了他们的发言以后，大家对阅读有不同的认识。有一个不严肃的分类把阅读分为浅阅读，它不一定很严谨，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只有严肃的阅读，深沉的阅读，持续的阅读才能真正丰富人生，丰富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完善我们的认知。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知不知道跟读书有关的日子刚刚过去，是4月23日，为什么把世界阅读日定在4月23日，是三位世界级作家的生日，有这么多作家的忌日和生日集中在4月23日，所以世界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天在1995年定为世界阅读日。

　　我在阅读日那一天读到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告诉我们，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但是人均读书量少的可怜，以上海为例，上海科技人员每天阅读量0.97小时。中国九年义务制教育大纲规定，九年里学生阅读量是400万字，如果以10万字作为一本书的字数，我们很容易可以算出来，每年读书量不到五本。我告诉各位同学一个数字，世界读书人均数量最高的民族是犹太人，犹太人每年读60本书，他们一年读书量跟我们九年义务制读书的量相当甚至还要高。世界阅读量最大的国家是前苏联，他们阅读量是50本。在亚洲我们刚才说的统计数据使我们处在非常羞愧的地步，我希望一次一次参加金融博物馆书院，就是要提高我们对读书的价值以及意义的认识，持续的读书，深度的读书。谢谢各位！

　　主持人：我和老衣、任志强、朱永新部长在商量，我们特别希望把中国的阅读节能够在今年在朝阳区创建，本来是希望在音乐节这几天，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读书成为中国人的习惯。今天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金融博物馆，我们今天都不是文盲，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金融文盲。这是我们建立金融博物馆的初衷，也是持续支持我们推动中国金融博物馆不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特别感谢大家。下面我们有请任志强上来说几句。

　　任志强：我们读书会第一次享受到这么好的灯光，我还没有进行验收，我们今天开始试机，希望我们设备安装完了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环境。王巍开始说了我们投了将近一千万。大家看到现场有这么多的录像设备，舞台的人已经不举着麦克风，他们已经有耳麦了，目的是在我们每一次读书会以后希望把它变成光盘，希望把它录像变成视频，不但在新浪网等其他的网站上传播，同时看不到网上这些东西的人也可以买我们的光盘，变成你自己用于学习和传播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我们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样一个读书会，享受到读书的气氛，也同时带动所有的人传播知识。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我想我们的社会会比现在更进步。

　　我们用不同的形式传播我们读书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充分体会到华远这么做，金融博物馆这么做，我们大家这么做，以及各位嘉宾抽出百忙的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目的是唤醒所有的人对中国的未来做一些贡献。谢谢各位！

　　王巍：我们感谢两位导师，最感谢的是你们，感谢你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不断地在微博上鼓励我们，批评我们，挖苦我们。总而言之，让读书成为一种传染，让我们大家共同进步，在读书当中学习，建立友谊，谢谢大家！今天的读书会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