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美国”全景

　　纽约当地时间5月22日，纽约时报和财经杂志共同举办的“2012年纽约论坛特别会议”召开。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会议。图为论坛“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美国”全景。

　　Richard Attias：下面有请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他和他带领的团队，中国才有了如今市值全球第二高的股票市场。更重要的是他从这个产业转移成为媒体行业的领军者，他的媒体集团下面有27个不同的媒体，包括一些有全球影响力的《财经》杂志，这也是我们今天论坛的媒体智力支持伙伴。所以我就长话短说就不多说了，他就是中国的默多克，我的朋友王波明。

　　波明我知道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到纽约来了，我想请您跟我们在座的朋友分享一下，几个月前我们在中国见面的时候你的说有关你在纽约的经历。

　　王波明：那是很久之前了，大概是20年前了，我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有时候我都不记得我是在纽约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我必须说我真的是非常热爱这个城市，非常热爱纽约。我在纽约当学生，后来又在纽约工作，那时候也做了一些写作。

　　Richard Attias：所以应该在你的DNA里面是专门做作家的吧。

　　王波明：不是的，做媒体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我回中国以后，花了几年时间，努力想要去创立中国的证监会，像这边所谓的SEC。在那以后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开始了一个媒体的事业。

　　Richard Attias：金融股票跟媒体在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呢？

　　王波明：这是完全两回事。首先金融产业那边有很多钱的，但是在媒体里面你是有影响力的，你必须对你的读者负责，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经验。

　　Richard Attias：我希望我们以后在中国有机会一起合作，像我们之前讨论到的，我想我们就是下一步可能可以从纽约到中国。

　　王波明：你这个纽约论坛是一个很好的论坛，我们在中国也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中国他们应该来参与这个纽约论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到中国去举办。

　　Richard Attias：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纽约时报》的金融专栏作家Andrew Ross Sorkin先生，以及他这个小组讨论的发言嘉宾。

　　主持人：我做一个介绍好了，我的左边是Fred P. Hochberg，他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他的左边是李若谷行长，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中间的王波明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了；再过去就是Patrick Prevost ，卡博特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总裁，最后我们有摩根大通亚洲的前董事长Stephen S. Roach，他本身也是在耶鲁商学院杰克逊上学院教书。

　　首先请两位行长为我们的讨论的开场。

　　Hochberg：我大概两个星期前刚从中国回来参加了战略经济对话，这是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及国务院跟他们中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之中很明显会看到两个强国每年有这个高层次的对话，尤其是今年两国都有政府交接的情况，在中国是十年一次，在美国是每四年一次，现在在美国我们奥巴马总统有一个出口的项目就是希望能刺激美国出口，在中国他们也是希望以后能够进一步成为消费经济体，不管是社会的保障或者是给消费者更多的安全保障让他们去消费，同时两国都是彼此的消费者，我们过去对中国的出口过去几年成长的50%，对全球出口成长30%，对欧洲事实上才成长17%，我们对中国出口每年超过了一千亿，所以对我们来讲中国不仅是我们很大的消费市场，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美国有很大的改变，2002年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是在2002年德国超越了我们，但是在2012年中国又取代的德国，这有什么含义呢？

　　基本上我们看中国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我想这对两国都造成了一些改变，这是一会儿可以讨论的议题，当习副总理在美国的时候，他有提到不管我们做贸易，或者是我们做竞争的话，希望以后能够更有透明化，而且更遵守这个规矩，这就是美国自从1980年代就是经合组织一部分，希望能够做出平等金融方面的交易，现在我们在跟中国进行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成为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包括美国跟中国这些就业市场，但是不是说只有一方可以赢。

　　主持人：谢谢，现在请李行长跟我们说几句话。

　　李若谷：我之前他们有人跟我说，我大概有15分钟可以讲话，但是现在跟说我只剩5分钟了，所以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公平的，因为不是我的母语，所以让我清楚的解释我自己的话呢，我不知道能不能在5分钟之内解释出来。

　　主持人：但是好消息就是上一位嘉宾只讲了三分钟，所以你可以用他剩下两分钟，而且没有人会抱怨您这个演讲太简短的。

　　李行长：那我说几句话吧，我现在有几件事情我要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可以持续发展，而且可以继续持续发展。同时在西方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未来在经济上面可能会瓦解或者是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觉得是错误的，第三个我想向大家讲一下如何能够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最后我要讲几句有关中美之间是不是增加彼此互信的情况而且互相合作，我想有关中国经济的平稳情况，我们至少在政治上面60年来都是非常稳定的，而且政策是非常一致的一贯的，平稳的，而且是可以不断的实施执行的，所以延续性政策延续性对中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让他能够继续发展，而且能够平稳同时能够有他的持续性，再就是中国基础建设，知道中国有13亿人口，甚至有一阵子甚至高达16亿人口，所以我们国内基础建设的投资方面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在基础建设上面是不是过分投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有好一阵子中国是需要很多基础建设上面的改善的以及这方面的投资，所以我不认为在基础建设方面我过分投资了。

　　除此之外中国个人储蓄率是非常高的，尤其在过去十年来，我们的储蓄率总是超过50%，这些钱事实上很容易把它改成投资项目，所以这对投资来讲也是提供了一种保障，同时，中国在提高个人消费以及工业化方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成长的，我在国际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也是采取了很多的策略，想要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国内也看到曾经消费不断在成长，中国现在对外销的需求越来越找，而且是增加越来越多国内的需要。至于讲到技术发展方面，中国的空间是很大的，中国不断的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每年我们都有五六百万大学毕业生，对我们来讲是未来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创新很好的人才基础，同时中国在高科技方面有很多的设备和建设，中国在专利方面的登记以及创新以及申请方面都是排名第三位。中国高科技的输出属于世界第二，所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或改善方面，在经济里面的贡献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想基于以上说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未来二十，三十年可以持续不断的发展，同时可以把成长率维持在8到9%之间，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对中国有错误的判断或计算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13亿的人口，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首先这个庞大的人口，表示对很多物质有很多需求，所以基本上在中国基本上是没有这种过分投资或者是供应过多的情况。因为人口的庞大中国在消费以及社会保障上面就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像欧洲他们的社会保障可能太高了，所以才会造成很大问题，在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如何能够支持这样的社会保障，这样高的消费呢，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依赖我们传统的解决方法的模式，例如说有一些你们在西方通过社会福利来处理的事情，我们在中国可能通过例如说家庭亲人之间彼此照顾帮忙，所以我们不会完全依赖社会福利解决这些问题的。

　　讲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彼此之间的互赖越来越多，美国也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很大的一个伙伴，如果美国没有中国合作的话，在亚太地区是没有办法获得正确的政策，他们之间彼此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同时，两国加起来达到世界2/3的GDP，而且全世界1/5贸易都是由这两个国输出的，所以我想中美两国没有必要产生冲突，我觉得中美两国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例如来说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一个平稳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现在就是需要靠中美两国维持世界和平，中国也需要资源，现在美国有很多保护资源的技术，如果中美两国合作的话，可以帮助中国有更多对环境保护比较多的一些专利。同时，不是只帮助中国，而且也帮助世界其他各国可以有更多重视环保的专利。

　　那讲大中美两国，讲到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在高科技方面合作，我想这个技术是没有办法封锁的，你就算不把这些技术出口到中国，中国迟早也可以自己发展出来的，这样你就赚不到钱了，之前把技术卖出去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发展出新的技术，所以你总是占了一个优势，所以你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可以继续往前走，如果把这个技术封锁的话，一旦中国有所自己的技术上面的突破的话，你就赚不到钱了。

　　同时，这样子你也没有机会跟中国携手合作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技术。在美国基础建设也需要改善，中国也可以帮助你们投资，所以我刚才几个美国开发商还有纽约州政府，之后会跟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还有弗吉尼亚帮助他们做一些这个基础建设的改善，升级，这些都是几十亿的商业机会，我想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可以合作跟美国合作的，现在中国有很多公司想到美国来投资，这也可以增加你们的就业机会，所以也可以帮助美国发展的平稳，最后中美的合作可以维持美金的平稳，目前美金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之一。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讲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的合作可以为全世界做出新的合作方式，之前这些合作模式，包括自由市场的模式，现在可能已经跟现实情况不太适用了，所以中美两国合作可以做出一个新全球合作的模式。

　　此外也可以发展自己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发展和欧洲的发展是不同的，而且中国的发展跟所有的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也是不同的，中美两国合作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大家中国和美国应该选择成为伙伴和朋友，我们不能够成为敌人，如果成为敌人的话对于全世界都是灾难，因此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和困难，中美两国政治家和人民必须要找到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中美两国必须要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为人类70多亿生命的幸福而成为朋友和伙伴。

　　主持人：好的谢谢你，你讲的非常好，你花了11分钟，你比5分钟多，但是比15分钟少。但是母语不是英语，而且起点非常好的基调，提到我们希望今天的小组能够讨论的话题。讲到技术，有一些关切就是知识产权在中国保护的情况，Patrick你在中国做生意，能不能解释一下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话题是关于盗版呢还是，总之还是跟信用有关的吧。

　　Patrick Prevost：好的我首先讲一讲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多美国公司或者西方公司，他们觉得在中国竞争的环境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在过去20多年的经历，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在中国的业务量占到了20%，这是一个美国公开上市的公司，涉及到了化学品增加还有一些材料，我想我们的成功一部分是和当地的中国公司合作，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带到中国，并且在中国扎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一些企业他们可能更加像高科技，属于发展更早的阶段，离你的客户近也是我们选择去中国的原因，我们和客户靠近对于我们业务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我们看到现在不在中国的公司也会去的，他们是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会被偷去吗，不是这样说吧，技术而言我们非常小心，知识产权是一个原因，但是不仅仅只在中国有这个原因，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有这样的担心，更多是关于融合小心管理你的知识产权，有很多中方员工，我也想说明一点，我们的成功一点就是我们有中国的团队，有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员工，他们在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因为他们是被这个公司所雇佣的，所以我们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些领域我们要更小心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做的方法，我想指出的就是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在中国可以获得的是的，我们和一些崛起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市场你需要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但是如果你如何来做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而且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国家。

　　主持人：Stephen你讲两句话。

　　Stephen S. Roach：我也看到上周关于谷歌的一个采访，谷歌离开中国就是因为这方面的担心，我想再讲美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比较有挑战性，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抱怨，我们希望能更多的关注机遇，而不是挑战，威胁。所以这是很有可能的，在中国将会你的知识或者你的知识产权，正如汉克鲍尔森提到的我进行对话的观点，无论私下还是在任何地方的都是，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不断重复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要站在规则之下进行我们的业务，我们逐渐的建立了这种信任，美国和中国的这种信任，类似于这样的论坛就是这样的，我和李行长观点很像，我们都是为两国共同利益努力的，每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是伟大的国家，都面临许多严重的挑战，我们要进行应对这些挑战，美国有一个非常严峻就业的问题，我们还没找到答案，我们希望看看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跟中国的关系，这能让我们做什么，应对我们最困难的这些问题。出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美国的消费者，四年以来就没怎么增长，是不能够靠国内消费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动出口，而中国是我们第三大也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出口市场，我们能不能通过出口重新回到更有意义的创造就业的道路上呢，有好的出口占到我们10%的GDP以后达到创记录的我们希望达到更高，我们要认清其中的潜力，能够让美国参与竞争，最后我会说看看我们从哪里找到创造就业的机会，中国也需要找一些，他未来几年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我们要共同的认清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未来十年会非常不同跟过去十年二十年相比，我曾经教过一门课在耶鲁教的下一个中国，这门课程将会有一个新课程叫下一个美国，我们必须要看一看一些大的变化，看一看美国的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已经结束了，中国出口增长也已经快结束了，中国有很多事情要做来发展他自己的消费市场，消费的社会，以及相应的社会安全网，像李行长暗含指到这些内容，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推动它的消费者市场的发展，将会改变他的经济，美国现在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市场了，所以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美中关系，我们需要引入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卡在这里，来持有过去旧的看法束缚我们。

　　我们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我相信有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有很多的紧张的局势，我明天会去华盛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华盛顿，我会去美国参议院作证介绍美中的贸易关系，我们有一些共和党的一些候选人，他们向美国人承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向美国人做了一些承诺，如果能够当选的话，他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天就会宣布中国是操纵汇率的国家，我们要努力达成两个党共同的看法。去年11月份的时候，奥巴马在檀香山谈到中国的汇率问题，他用手指着说已经够了受不了，这是政治方面这样一种交换吧，所以政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我们要追寻更加有建设性的关系这样的接触未来几年。

　　主持人：谢谢Stephen。王先生你怎么看。

　　王波明：我想问Stephen一个问题。你明天要作证了，关于这些问题你打算要说什么呢？

　　Stephen S. Roach：你这是要我给你提供内幕消息啊。我会说两件事。一是，美国的国会，已经让这样一种人民币的话题给劫持了，我并不想是谁说的，但我告诉大家，他是一位长大胡子的金融领域的仁兄，他说人民币是美国工人最大的威胁，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摆脱这种人民币的话题，我希望大家不要关注这个话题，这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机遇所在，对于美国出口商而言，他能够向中国出口产品就是机会，这是非常大的机会，如果没有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是很羞耻的。

　　Fred P. Hochberg：有这么一个口号叫实现出口翻一番，我们现在像中国的出口增长要比其他的地方要更快，要超快像欧盟出口3倍，确实有一些变化，我们进出口银行提供了很多融资的支持，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当然依然还比其他地区相比依然要很低，我们将会更多的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偏向出口的国家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国家有很多资源和顾客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些资本和市场，我们这两年当中也做了这样的努力。

　　主持人：如果共和党的罗姆尼州长赢得大选的话，他在大选第一天说中国是货币汇率操纵国，这意味着什么呢？

　　Fred P. Hochberg：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所以我不会就此进行评论，我想说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就贸易而言是高度具有挑战性的，中国过去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增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进行更多的出口，我们彼此之间在全世界是竞争对手，但是几周之前李行长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共同融资这是一个在澳大利亚的项目是一个开矿这样一个项目，大概是八九十亿美元的项目，我们提供的30亿的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一部分贷款，所以并不是永远都是这样一种竞争的关系的。

　　主持人：大家都在回避问题。李行长，如果罗姆尼州长变成了总统，并且宣布中国是汇率操作国会怎么样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和中美关系呢？

　　李若谷：(反问)你真认为罗姆尼州长能当上总统吗？我倒想问问，那得什么时候？

　　王波明：我还要讲几句Stephen是讨论到贸易，中美贸易关系，但是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直接投资的问题，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投资组合是1.1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国的正确债券，我们要看看直接投资，中国到美国直接投资，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太少了，甚至落后于不用说欧洲，落后于德国，意大利，落后于法国，而像拉丁美洲的投资，像哥伦比亚，巴西，中国的投资，中国作为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有三万亿美元的储备，我们希望到美国来投资我们还比不上新加坡，所以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认为中国到美国直接投资大概也就是数以十亿美元计，现在没到100亿就是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协助中国到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前20年是美国到中国来直接投资，但是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中国成为出现了资本的赢余，所以要进行海外的投资，现在人民币的升值，所以中国的进出口可以很快就会发生变化，100亿到1000亿这样的规模上，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些事情，中国的金融行业在美国的投资，他们觉得总是有一些障碍，当然你到美国投资，会叫喊狼来了，中国人来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话，我们就不能来美国吗，我们就不能到美国来投资吗，这样我们就放弃这边的投资机会，我们到别的地方投资好了，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回报，在这边我们有长期金融目标投资，投资回报是非常低的。我想Stephen可能这个问题要超越了贸易本身，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投资方面的工作，这样有助于我们重新实现双方的平衡来实现贸易方面的平衡。

　　李若谷：我在普林斯顿读书那时候，觉得美国教育还是蛮先进的，所以来这边念书。有人告诉我，去竞选总统是一回事，当上总统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就算罗姆尼州长成为总统，我也不认为他上任以后会做这样子的宣布。

　　主持人：等一下。你现在跟美国人说，你认为罗姆尼年宣誓就职以后，他会跟美国大众说“哎呀！我当初不是这个意思”？

　　李若谷：如果中美两国变成敌人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或者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意图，我也不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意图，所以我不认为会有这样子的冲突，但是像刚才王先生所说他们刚才也正确指出来现在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就是中美两国可以一起合作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总是专注在人民币的问题，还有贸易逆差上面的问题呢？就算人民币现在升值跟美金变成1：1美国会从其他地方进口一些货物，那贸易赤字将会变更高，因为现在价格更高，只是把这个贸易逆差的地方转移到另外地方，所以讨论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该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美国从经济方面复苏，增加它的就业机会，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现在想刺激提倡到美国投资帮助中国的公司到美国来投资，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这样可以美国现在经济上面经历的痛苦之处。

　　Fred P. Hochberg：我还在聆听大家所说的，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迟早会超过美国的，因为他们毕竟有13亿的人口，美国才3.5亿的人口，我们现在平均GDP比较高，但是中国迟早会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我觉得当中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在中国投资已经超过20年时间，我们觉得要有更多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不是完全有关进出口的事情，而是这些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在中国做的投资是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在中国投资反而在美国增加了就业机会，例如说我们下来有更多的工程师以及市场行销的人，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商业机会，所以这边成立这些工作团队等于是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多美国公司有同样的想法，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是担心太多，没有跳入中国这个市场跟中国做生意，所以我基本上是通过李行长的说法，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让中国公司到美国来投资。

　　主持人：你怎么样改变美国人们的心理有关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这件事情，这块大饼大家都可以吃，不是可以一个人独占，之前纽约时报讲到一个苹果的产业，不管是苹果手机，ipad他们工作都跑到中国制造，不在回到美国，这个是我们在美国常听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个是不是0跟100之间的竞争。

　　Fred P. Hochberg：我跟一些在中国住的一些美国人讲到，中国比较重视的是结果，可是美国比较重视是中间这些规矩以及它的透明化，现在美国越来越重视是他做出来的结果，但是中国必须开始走向更透明化的路，中间我们讲到我们竞争是不是公平站在同样立场，这方面我们有待增加彼此之间的互信，但是如果中国能够跟这边的企业可以证明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会有更多的美国会去投资的，我们身为投资银行，任何到美国来投资中国公司我们都很愿意针对他们的外销提供融资。

　　主持人：我们现在开放让观众发问，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很优秀的听众。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优秀问题要问我们。

　　提问：我是一个私人投资者，我之前原本是帮所罗门兄弟工作的，之前我跟纽约州的财政长吃了一个早餐，他现在是纽约州大学的，他现在讲到说现在州周长成立了一个团队，卡尔是团队一部分，怎么建立这个47：00英文这个桥，我现在在过去两年来有关中国认识和学习我也进行的非常积极，我到大学学习有关中国的情况，所以如果王波明想要跟我们吃个早餐，跟州长见面我们是很乐意安排的，可能某些方面需要帮助吧。我们帮你安排一下好了可以吧。

　　主持人：这是很积极邀请人家跟你吃午饭的方式。

　　提问：我叫大卫瑞森我是弱电集团来的，我想知道让中国公司到美国来投资，有什么样的问题，中国这个商业部他针对中国公司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最后才把结果公布出来，他们说大部分很多问题在中国那边因为很多中国公司不知道到市场经济的地方来运作。同时，我们这边的政府给他的门槛也很高，要到全球运作这些中国公司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当然在美国这边也有一些阻挠，但是这些阻挠事实上是排名第八到第十名的，就是例如说在那边如何找到人力资源，不知道如何在美国运作，我想知道在中国那边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善减少中国公司到国外设立公司的阻挠呢？

　　王波明：你为什么认为是从中国那边来的呢，我想你，做报告报道不就你吗，讲到中国到美国来直接投资这部分，报道当初不就是你写的吗，为什么中国的到欧洲的投资，例如到英国，意大利和法国，那边的投资从美国从到那边投资，美国这边一定有问题的。我想工会还有人民心理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想也许李行长这个会有改变的，从几十亿可能会变成几百亿李行长你认为呢？

　　李若谷：我想之前呢我们是有很多的阻挠，这样子中国公司不管是把员工或者是钱送出去国外是比较困难的，现在这方面有在改变，尤其讲到外汇方面现在在那边已经比较容易获得了会到国外去，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信息已经过时了，我觉得你要更新一下。我想不管是从私人企业，公共事业或者政府部门的话，对这些企业要到美国去投资没有任何的拦阻，我在过去两个星期来到中国拜访了十个不同的省份，跟超过200家的企业见面，他们很多人都表达了他们想到美国来投资的意愿，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所以我想从中国这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希望美国这边也能够加快他这边有关中国来这边投资的审查，假如你刚才讲到51：20英文这个桥，我们先从这个桥开始吧，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没有全国安全的担忧，我们先做这方面的事情好吧，例如美国的高速公路或者是桥梁，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的产业，我们当然不会去接触你们的国防产业国防业，所以不要担心，我们是不打算接触你们的国防，因为我们自己这边已经很多问题了，我们不想再承担你们美国的这些麻烦，所以很多纽约市的房地产开发我们会给他提供融资，我们讲的这些投资是跟美国国家安全无关的，通过这些方式我信我们可以慢慢建立彼此之间的互信，而且信任还有信心，这样对中美两国都是有意的，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了。

　　提问：谢谢我叫苏珊娜，我不写书，我不写文章，但是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是有关中国他的基础建设这块市场，美国公司要根中国建设公司竞争，不管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各地都很困难，因为您的建设公司是半官方企业，半国有企业，所以能不能举一个例子，你们怎么打算这个情况，或者是以后都将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美国公司要做出可持续建筑是要花很多金钱和血汗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建筑公司竞争的。

　　李若谷：我想我们现在提供融资这些项目，他们不会雇佣中国的这些员工，事实上我们强调的是帮美国增加就业机会，我们不打算用中国建设团队，或者中国建设公司跟美国的建设公司竞争，事实上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我们不打算雇佣中国的建设团队，我们来这边提供融资的目标是针对这些项目提供融资来增加就业机会，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来这边投资的一个重点。

　　提问：我是普林斯顿沃森学院的学生，现在中国他们希望，上海2020年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现在中国的GDP增速是8.7%，同时在人民币的国际化方面有点遇到挫折，所以上海是不是有可能在2020年成为世界的金融重镇呢？

　　王波明：你问的非常快，我来回答一下好了，基本上这个跟经济缓慢是完全无关的，不管是8%，10%都是完全无关的，我想在可预期的未来里面，至少会有8%的成长这是件好事，老实说我们不需要10%的成长，因为这个成长太坏了，而且会破坏环境，而且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是不需要10%的成长，现在8%就够了，至于说这个金融中心呢，等于是取代香港的作用，尤其是帮助人民币自由化，如果我们更自由化，那我们觉得上海将会很快的成为金融中心，这个跟货币自由化是有关的。

　　提问：我是第一个发问的中国人，我这边是一个媒体公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之前我跟李行长，王先生有机会见面，还有个像王石先生在哈佛念书，这些都是在美国教育到中国回国去服务的，现在讲到有关中国媒体的情况，中国的独立媒体，那边这方面独立媒体机会有多少，而且如何能够维持独立呢？

　　王波明：我很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要回答很长的，你说要进入中国的媒体市场是很困难的，我跟你说事实上每一家都已经在那边了，不管是做杂志，例如说赫斯(音)他们十年前就进去了，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你知道我们是纽约论坛，所以纽约时报是我们这次的合作伙伴，他们都已经进入中国了，他们在那边打算开展他们的业务，路透社也在那边，所以基本上每一家都已经进去了，所以不管你是一个很大的媒体公司或者小公司，你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我要求你仔细的去学习，因为欧洲的媒体公司也进入中国市场了，我们最近刚有一个赫兹是跟意大利的集团合作的，事实上这个在哈佛商业周刊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在两个月之内他们会做合资的，我想那边有很多机会的，你要去就去吧。

　　提问：我是一个记者是联合国的一个记者，我们专门做人道投资方面，减少恐怖袭击，你之前说在中国不太可能有安全的保障，因为你超过了十几亿的人口，但是现在的中国他们创建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为人民提供福利保障，之前中国在1949年到1960年是人类历史成就最高的这段时间，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完全已经放弃了这个理想，这个当初就是中国建国的理想，让他成为世界超级两国的一个理想。

　　李若谷：我想刚才有些观众可能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这些安全保障，不而是说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提供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安全保障，这个安全网要保护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社会的安全网或者安全保障部应该帮助这些懒骨头的人，我们当然是希望大众会工作，而且他们为他们自己争取好的生活环境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我认为我不是反对社会保障网，社会保障网可以帮助人们但是不让他们失去谋生技能，主要是帮助那些生命的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对于那些能工作的人，能劳动的人，他们应该自己来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欧洲这样一些实验或者在美国的模式，我们可以模仿。问题在于你到底能花多少钱，你能做多大事情，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我们财政收入不足以提供像欧洲国家那样的社会福利，个我想有一天中国会像希腊一下崩溃的如果这样做。你现在是否觉得我做过数学算术，支持在中国退休和医疗的费用，以及家庭处于这种恐怖而储蓄而不愿意消费，所以我想没有人让中国能够沿着欧洲这样一种社会福利的制度，但是你确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了中国你的成长模式的转变，如何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我比较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们要理解，你可以做，要了解你能做多少事情，你  需要做的，你应该做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你能够做，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是问题所在。

　　主要是由于速度的问题还是范围广度的问题，首先多快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第二问题多广泛多大规模，今天中国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养老金制度，如果太激进的话，你是不可能支付未来的开销的，很快目前35%的人是在参加了养老金保险，可能20年以后1/3的人要支持2/3的人口退休养老的生活，那么你怎么能够让1/3的人支持这么多的老年人呢很难很难的，因此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所以我想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做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做多少，我想取决于什么样的社会保险保障，是医疗保险还是别的，几个月以前可能已经达到90%的覆盖率，当然不是你希望达到那样的水平，但是养老金是目前资金供给是不足的，你也可能也知道高先生此前养老金体系是非常小的，主要是用电费，每一度电一分钱建立了这个养老金的储备。

　　目前只有2000亿人民币的规模，而最近数据表明我们快达到一万亿了，钱也在逐渐的变得正在实现再次的资本募集将会上升，覆盖率，参与度已经扩大了，但是好处依然小多了，90%被医疗保险覆盖了，大概是每年30美元，在中国钱可以很经花，但是30美元也不值什么的，人们的储蓄一半工资用于储蓄，应对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实现经济的平衡，因为你有这么高的储蓄率，人们觉得不是每天都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出现大的事件是需要或者应对退休。

　　提问：我在中国长大，在这边已经有16年了，我想请李行长以及其他各位来回答，看一看美国和中国的情况，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非常巨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我们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和自由等等，我们的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大部分来讲是资本主义只是系统不同而已，问题在于李行长以及在座其他的各位，我们如何来确保政府不会采取剧烈的这样的做坏的判断采取最后行动。

　　李若谷：30秒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中国人口很多，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平等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可能需要三五代甚至十代人才能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推动人们未来产生不切实际不合理的希望，这都要一步一步的来，中国的平等的问题，将会逐渐的得到改善谢谢。

　　提问：在中国生活过三年是关于中国的环境政策和贸易，问到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因为是不需要在环保上花大量的钱，才导致你们可以便宜的出口货品，中国也有一些两者之间也有冲突，所以环境方面的原因，事实上背后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所以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停止利用环境来推动贸易呢？使用环境的政策解决贸易的问题。

　　李若谷：我想评论一下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体制，就我的行业而言，我们要执行一些在世界别的地方更多的规则和法律，比如说我们也很吃惊，因为每天工作当中并不是看到所有的同行都要执行同样的这样一些规则，所以涉及到中国政府执法的问题，我想说的是纪律在那里，原则在那里，但是执行事实可能有一些不一致。

　　主持人：我想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进行非常精彩的讨论，感谢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