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灰霾下：北京人在顽强抵抗

　　北京，这个超级城市每天迎接出生和死亡，在这份按天更新的名单里，包括41个死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病患者，和59个死于同样由肮脏空气引起的心血管病患者。

　　灰霾本身就像是北京的慢性疾病。北京市的PM10确实有所降低，但更致命的PM2.5却每年在增加。另一支队伍接替了沙尘暴，用无人知晓的方式将城市包裹。

　　每天监控空气指数、研究空气污染论文、安装空气净化器、种植绿萝，或者干脆长途旅行……在PM2.5的阴影下，北京人在顽强抵抗。

　　2011 年12 月5 日，受大雾影响，北京污染物浓度上升并积累。随着大雾灰霾天的持续，公众对PM2.5 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东方IC LIU JIN/图)

　　2011年12月13日下午，北京。环境科学博士郭松正在北大上课，美国人安雪峰忙于工作上的会面在城里穿梭，全职妈妈王越在东四环的家中照看孩子，商人贝志城则躲在两千公里外的三亚晒太阳。

　　地面上一切如常，但是雾气又一次聚拢。这是场看不见的巷战，雾在这个城市里调兵遣将，它们从每一个街角、屋顶和车底探出头来，只要时机合适，半天之内就能撒豆成兵。没有攻城槌和云梯，但每一场浓雾洗劫之后，有些市民开始咳嗽，严重的被送入医院。

　　但是多年以来，这个城市的市民过于乐观，他们错误地忽视了这位对手——它更应该被称作“霾”，一种由大量悬浮微粒形成的浑浊。附带着病毒和化学物质的微粒每时每刻被呼吸，它们有的被挡在鼻孔，或是停滞在气管，有的则深入肺部，导致各种炎症和更严重的疾病。

　　这个超级大城市里每天迎接出生和死亡，在这份按天更新的名单里，有些人本不应该出现，其中包括41个死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还有59个死于同样由肮脏空气引起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这是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学者2008年就给出的数据，但是直到PM2.5这个概念在微博(http://weibo.com)上被广泛讨论之后，浑浑噩噩多年的市民们才终于醒悟，原来自己和这个城市已身陷重围。

　　潜伏

　　在北京人对更清洁的空气寄予厚望之时，另一支队伍接替了沙尘暴，用无人知晓的方式将城市包裹

　　九年前，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大二学生的郭松第一次走进了实验室，从那之后，他就开始研究“霾”。如今他是大气环境化学的博士，PM2.5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陌生词。

　　九年来，他和课题组的其他伙伴一直在收集并分析形成霾的可吸入颗粒，他们慢慢部分地掌握了它的来源、行军路径、阵形演变和对人体的最终杀伤力。而就在郭松研究PM2.5的时候，这种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正沿着他的鼻腔进入气管，进入肺叶。它熟悉他每一个肺泡的轮廓。在这个城市如临大敌之前，他们彼此早已熟识。

　　郭松所在课题组的工作是通过研究给政府部门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建议，根本而言，科研工作者和可吸入颗粒物是一对死敌。但是这个实验室的人外出从来不戴口罩，他们完全允许这种颗粒物自由出入自己的肺，溶进血液，每当知道第二天空气污染会比较严重的时候，郭松和他的同学第一反应是“赶紧去室外把设备架起来”。

　　如果只是把这解释为理科生的偏执，或者是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并不完全正确。

　　“如果一个口罩能过滤PM2.5，那基本上使用者也会呼吸困难。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颗粒物危害，但是我不可能不呼吸、不出门，我的生活还要继续。”指针指向2011年12月13日的夜里20点50分，郭松在堆满了仪器的实验室里淡定地说。

　　十年前，也是在12月13日这天，北京奥组委成立，标志着一场重大赛事正式开始筹备。在它主持下的奥运会曾被市民们寄予厚望，诸多未来城市的蓝图以此为轴心展开。城市建设专家说那是一个北京城市建设改善的好机会，其中包括更便捷的交通和更清洁的空气。这意味着XXXL码的北京不仅可以不再修改腰围，而且还能实现从老迈到年轻的城市肌体代谢。

　　37岁的北京人贝志城先生曾经是个软件商，现在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网络身份“一毛不拔大师”——那个在网络上和潘石屹、郑渊洁一起向PM2.5开战、家里装满十几台空气净化器的家伙。即使是像他这样对空气质量激烈批评的人也会承认，奥运会也确实带来了某种环境的改善，比如在他小的时候，北京冬季和春季的天空经常是腥红色的，那是沙尘暴的大军正在城市上空肆虐，如今这支大军早已威力大减。

　　但是当“腥红”悄然换成“灰霾”的时候，贝志城和其他市民一样最近两年才逐渐地通过Twitter等渠道了解了PM2.5的存在，当他查看论文的时候发现，北京市的PM10确实有所降低，但更致命的PM2.5却每年在增加。另一支队伍接替了沙尘暴，用无人知晓的方式将城市包裹，令人插翅难逃。

　　不过其实在科研领域，PM2.5的大军从来就没有逃出过雷达范围。在郭松所在的北大环境学院长达四十年的研究工作里，PM2.5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中国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技术人员此前也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2007年起，直辖市和奥运城市就开始设置灰霾和臭氧试点，均配备了监测PM2.5的试验仪器，京沪津甚至还配备了监测PM1的试验仪器。问题是监测数据和公众之间一直处于脱钩状态。

　　在奥运结束后两年，灰霾依然不时在北京潜伏逡巡，它本身就像是北京的慢性疾病，一到冬天就容易病发。终于在12月4日，浓雾笼罩下的北京抱头猝然倒下。

　　这一天全城大部分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建筑隐身，乃至有人给北京十八景制作图片的时候采用的是同一张白茫茫的照片。首都机场航班大量延误，位于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则完全关闭。

　　当日，雾气紧贴地面，四处横行。看不清路面的司机们开始互相碰撞，事后城市的急救中心统计，48小时内车祸次数增长了百分之十七。此外呼吸系统急救比上一周增长了四分之一以上，心血管系统急救增长了百分十二。

　　顽抗

　　每天监控空气指数、研究空气污染论文、安装空气净化器、种植绿萝，或者干脆长途旅行……

　　郭松在实验室里着手研究PM2.5的同一年，贝志城开始往新买的房子里装空气净化器，这一举动当时被朋友嘲笑为“娇贵”。

　　但其实贝志城很早就对空气质量有所观察。20年前，他母亲每次从国外回北京的时候都会鼻炎发作。8年前，他夜里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还能看到银河，而如今他住在顺义晴天也只能看到零散的星星，“这说明PM2.5更糟了”。

　　和郭松这样完全放弃防护的“豪放派”不同，贝志城相信在灰霾大军包围之下依然有险可守，前提是用科技武装到牙齿。在这个大雾围城的冬天，原先嘲笑贝志城的朋友们也纷纷表示支撑不住的时候，贝先生开始大量阅读空气污染的研究论文，进一步升级了防护设备，他花了1万多元安装了新风系统，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分别放在家里、车里和办公室里。当PM2.5指数超过300，他就不再出门会朋友，取消健身运动，缩回网上，进入没有PM2.5的比特世界里。

　　抵抗派们从来相信有事可做，全职妈妈王越的思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她的防守策略主要围绕她一个一岁半的儿子构建。每天早上，她从种着一棵160厘米高的绿萝的家中醒来，先带着家里的宠物狗到楼下散步，检验当天的空气质量，主要采用目测和鼻嗅，形成初步判断——通常来说，空气里总有一股子烟熏味，“有朋友从深圳来，一下飞机就问，北京在烧什么东西。”王越说。

　　回到家中，坐到吊兰和仙人掌旁，她开始上微博浏览郑渊洁、潘石屹和一毛不拔大师等人转达的空气信息，如果遇到好天气她就开着车带儿子到几公里外的公园里晒太阳，而“如果空气很差，大家在微博上就会热烈讨论起来，我就决定不出门”。

　　但即使缩在家里，何时通风何时关窗都有讲究。王越2010年底买了一台新笔记本电脑，三个月后，风扇就不断报警无法工作，拿到维修点拆开一看，一团由毛絮和灰尘组成的脏东西卡在其中。“那以后我就不敢随便开窗户，遇到灰霾天屋子里就用精油熏，加湿器开负离子档。”

　　一些民间的NGO环保组织也开始了行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招聘了一些志愿者开始自己监测PM2.5的数值，他们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市民，有的人像王越一样开始着手把家里改造成小型植物园，有的走的则是贝志城的科技路线。

　　更彻底的防守方法也许是撤出“战场”，王越考虑的是移民，但那既昂贵且遥远。大雾笼罩京城的几天，贝志城首先行动了，他决定离开北京外出旅游。由于首都机场航班起飞受到影响，12月6日贝志城先坐火车到杭州，计划再从那里转去目的地三亚。结果第二天他发现原订的国航飞机头天晚上根本没能从北京飞过来。

　　在经常性的四处旅游之后，贝志城依然要回到顺义的家中。“即使是移民也不是办法，”贝志城说，“外面空气再好，也只是别人的国家。我还是希望看着自己的国家一点点好起来。”

　　在众多逃出北京又最终回来的人群里面，美国人安雪峰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球科学学者“再也受不了北京”已经三次。但他最终每次又回到北京，这一次他还利用周末的时间，在达尔问组织的讲座上和大家分享他的研究结果。

　　开场白的第一句就是：“今天的空气对北京来说还可以，但事实上很糟。”

　　2011 年12 月6 日，北京，一名男子骑自行车行驶在雾气笼罩的西长安街。 (南方周末记者 辛莱/图)

　　“过敏”

　　当PM2.5终于在公众视野中原形毕露，霾再一次在这个城市集结，一场浓雾，就像一次示威

　　“有人会酒精过敏，有人会花粉过敏，我的朋友们发明了个词是‘北京过敏’。”安雪峰说。有一次，他在洛杉矶，全美空气最差的城市，当天正好附近的森林发生火灾，“我查一查数值，空气污染指标放在北京依然可以达到优。”

　　事实上最早引发国内公众对PM2.5关注的正是这些“娇嫩”的外国人。美国大使馆从2008年春季起在东三环自家院内架起一台空气监测仪，每隔一小时在推特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

　　很长一段时间里，该数据仅在推特的小圈子里流传，直到2011年10月22日，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该国使馆的数据，在700多万粉丝的近5000次转发下，PM2.5的概念才在微博上迅速流传开来。

　　比这更早，2006年安雪峰就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北京空气污染，2008年他公布了一项调查，他发现：北京市政府关闭了当时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监测站，将新的监测站设在六环以外。这样使得平均出来的污染数字减少，蓝天数增加。

　　但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从总量上来说北京的监测站从8个增加到了27个。

　　安雪峰又拿出了来自官方档案的证据：自1998年至2005年末，北京环保局计算每年蓝天数以及污染物年均浓度所使用的污染物每日平均浓度一直是基于7个监测站的监测结果。但到2006年，就不再使用前门和车公庄这两个污染最严重站点的数据，这两个点虽然仍有监测，却实质上相当于废弃了。同时，北京环保局增设了3个远离繁忙车道的新监测站点。2008年，官方从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剔除了这2个站点的数据，并在空气质量更好的郊区新设了3个监测点。

　　这项调查简单易行，全部依赖中国的公开信息，只是谁也没有留意，后来《科学》和《自然》杂志纷纷引用了安雪峰的文章。不过上一次他显然没有这么多把这事儿当真的听众。

　　时间接近年底，国内媒体终于针对北京的空气集中发言，像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等专业名词一样，PM2.5这一次登上了大众的词汇学习表。毫不例外，当人们认识之时，这个“新事物”已经与我们一起亲密生活了很久。环保部日前表态：将很快把PM2.5纳入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中，并可能提出实行限定的标准。

　　12月13日傍晚，安雪峰，这个为PM2.5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努力过的老外，望着窗外华灯初上的二环路，解下口罩时的表情仍有些无奈。他说，在他去过的五十多个国家里，只有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空气跟北京差不多糟——那个地方靠近撒哈拉沙漠。

　　但每次逃走之后他又会纠结地回到北京。他被中国深深吸引，他喜欢到后海听流行音乐，骑自行车到郊区，或者是在鼓楼附近跑步，2006年他和一位中国女子相爱并结婚，从此就打算安家北京。他能说出很多热爱北京的理由，但当你问他最受不了北京什么的时候，答案总是同一个：“空气！”

　　说这话的时候，霾再次完成了在这个城市的集结，二环路已经若隐若现。此前一天的深夜，浓雾就悄然从城市的南边潜入，并迅速占领国贸三期第80层的天空，就像是一次示威。

　　2011 年12 月6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大雾中的电子大屏幕上在播放大红标语。 (南方周末记者 辛莱/图)

　　暂时如此

　　在连续几天的大雾之后，“北风所到之处，雾气将四下逃离”——至少暂时如此

　　这个城市的市民对PM2.5的激烈反应让郭松有些惊讶，因为根据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独立研究数据，起码九年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每年都有提高。“当然前提是把2008年作为特殊年份排除在外。”郭松说。

　　尽管更认可美国大使馆测量数据反映空气污染度的可靠性，但安雪峰实际上也并未完全采信美国大使馆的说法，他说：“美国环境保护署核准的PM2.5评估方法是基于24小时平均值的，因此美国驻华使馆每小时一次的数据发布其实存在着夸大北京污染严重程度之嫌。”

　　不论是认为北京空气质量逐年改善，还是逐渐恶化，双方起码在一个前提上并没有分歧：北京市的空气质量依然糟糕透顶。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财经网》采访时坦承，北京PM10的年日均浓度就从来没达过标。

　　12月13日，大雾再次逼近北京城的时候，贝志城正在三亚晒着太阳，在那儿起码能暂时不受慢性鼻炎、咽炎和结膜炎的折磨。尽管他并不抽烟，却“从眼睛到鼻子现在都有问题”，这是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代价。同一天王越呆在家里，门窗紧闭，她告诉记者，她、她的爱人、母亲一家都患有咽炎。

　　在二环边上，安雪峰回忆起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住的一条名叫海勒·格布雷塞拉西的街道，街道的名字来自于一位长跑名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因为哮喘的原因，格布雷塞拉西放弃了参赛。安雪峰是个晨跑爱好者，但这个冬天他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做完热身运动之后，望着窗外雾雾的一片就放弃了。

　　他的女儿6个月大了，以后北京的空气是不是会改善，这成为全家人是否继续留在北京的理由。

　　在多年的地球环境研究之后，他一度发现很多时候环境的改善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PM2.5监测标准的设立和提高，都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实现的。于是他又到UCLA攻读下来成为法学博士。安雪峰正在酝酿一项计划，他将状告一些在中国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美国企业。不过接下来，他可能会继续发现，环境改善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会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到北大读书之前，郭松生活在沈阳，那是一个重工业环绕的城市，空气更加混浊不堪。不过在北京他依然坚持去户外锻炼，哪怕是重污染的天气。其实并非完全不在意，他和同学在实验室里摆了两盆植物，宽叶的，可以吸收一些颗粒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除非戴专业防毒面具。”这可能是郭松在这间实验室的最后时光，来年2月，他就要到国外读书，“听那里的师兄说，PM2.5只有个位数。”

　　根据这个城市的气象预报，12月13日这一天的夜里到次日凌晨，一股4到5级的冷风将把霾击退，“北风所到之处，雾气将四下逃离”——至少暂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