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强制减排大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如果顺利，2015年谈成、2020年进入实施的新的减排法律协议将给中国套上一个减排的“紧箍咒”。

　　在气候变化的谈判场内，美国、中国常常被并列挂在人们的嘴边，贴上的标签是“主要碳排放大国”。

　　尽管中国官员、非政府组织四处解释自己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强调自己的人均碳排放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已是全球最高。

　　在目前的气候谈判框架下，单单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下“打理”自己那占到20%的排放总量，包括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排放国家在内的80%排放量却没有一个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来限制，这在国际社会看来，的确说不过去。

　　德班会议决议，一个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将在明年启动谈判，如果顺利，2015年谈成、2020年进入实施的这个减排法律协议将给中国套上一个减排的“紧箍咒”。

　　来自中国代表团的立场似乎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并不“排斥”。“我们国内的很多工作走在国际谈判的前段。”一位谈判代表这样说。

　　此说进一步暗示，2020非常可能成为中国加入国际减排法律框架，并制定强制减排目标的“大限”。

　　比起法律形式，中国更为关心的是减排目标怎么定？由谁来定？人们对于减排目标的性质众说纷纭，它可以是碳强度减排目标，如同2020年前的40%－45%目标，它也可能是一个绝对数字的减排目标。

　　目前，学者和企业更多倾向于绝对减排，而政府官员的态度则更为谨慎，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进行碳排放的绝对量减排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最近正在酝酿出台的“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绝对的减量目标，如果能源消费目标能够出台并分解到地方，它与碳减排目标完全可以挂钩。

　　过去几年的碳交易，始终因为缺乏固定的市场预期而无法扩大市场份额，一个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协议将促进国内碳交易的快速发展。这将会撬动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实质发展，粗略估算，其带动的交易量将是数百亿美元，这还没有计算其中的中介服务环节，包括碳盘查、计算、监督等等。

　　除了碳市场，航空以及航海这两个与国际市场直接挂钩的行业已受到影响。2012年1月1日，欧盟将对进入欧盟空域的国际航空运输征收“碳税”，2011年7月15日，国际海事组织首次通过适用于所有国家船舶的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强制性能效指标，据说，我国国内一些造船厂的订单已经受到了影响。

　　在强制减排目标实施之后，首当其冲还是耗能大户，包括电力、钢铁以及石油等垄断企业。

　　从法律框架来看，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可以作为一个法律框架遵循，按照该方案的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距离2020年大限还有不到十年，从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来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