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球化战场的一场长期博弈。新兴经济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手握如此多的筹码，但又如此茫然

　　文/本刊评论员

　　5月10日，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落下帷幕。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次会议值得关注的是：是否敦促美方放宽赴美直接投资的政策限制。

　　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规模达7万亿美元(其中3万多亿由中国持有)，已对全球资产配置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影响了新兴经济体控制经济过热。各新兴经济体央行印刷钞票购买本国出口商创造的外汇收入，代价是向国内注入巨额“基础货币”，推动了信贷飙升和资产泡沫。

　　其次，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当前的主要投向是购买美国国债，成为压低美元长期利率的原因之一，并促进全球存货增加，带动了初级产品需求，使得全球贸易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中国为例，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测算，与2009年第一季度相比，今年第一季度进口价格比出口价格多上升了约25%。按此计算，仅贸易条件恶化这一项，可以导致中国超2万亿元的年度国民收入损失。

　　由于初级产品和金融产品定价权实际上掌握在华尔街手中，全球贸易条件变化，相当部分利益又回流美国。

　　新兴经济体7万亿外储最好的两条出路是，一扩大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二从发达经济体进口高科技产品。但都不为发达经济体所愿。这是他们核心竞争力所在。

　　发达经济体继续设置政策障碍，阻止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对基础设施、能源领域等重要资产的投资和购买。

　　这是全球化战场的长期博弈。新兴经济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手握如此多的筹码，但又如此茫然。

　　5月9日，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会上表示，美国必须制定“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包括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

　　考察近十年来中国为数不多的对美直接投资案例，经贸问题政治化趋势不减。

　　一个新近例子是，2010年10月，华为失去了美国第三大运营商Sprint Nextel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网络基础设施合同。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曾致电Sprint公司CEO，随后Sprint选择了三星。这很难说是一种无关政治的巧合。

　　骆家辉说得非常直白：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开放程度，也取决于中国对“美国条件”的接受程度。这番表白，既迎合了华盛顿国会山政客们的要求，也满足了在中国的美国商界胃口，但无助于中美双边的深度开放。

　　虽然目前中国在美国50个州的35个州有投资业务，但按价值计算最大的类别是工业机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则鲜有涉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规模仅与奥地利和新西兰相当，与其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对美金融资产的投资相比，更是差距悬殊。

　　5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当天会议结束后表示，美国对外国企业赴美投资审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

　　根据程序，外国企业拟赴美投资时，将交易计划提交给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但在审查过程中，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陈德铭说，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美方辩解说，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问题，对所有外企一视同仁。但这一过程并不透明。尤其至今尚未明确，哪些行业是鼓励对外资开放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在今年4月重新启动了类似的外资投资审查制度，但公开透明。

　　仍无迹象表明，美方将摆脱固有成见，除了所谓经济安全考量，背后是发达经济体长期金融定价权的巨大利益：中国以物美价廉的商品换取美联储开机器印制的美元，然后再以极低的收益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注入强大流动性。这是1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最简洁方程式，也是新兴经济体们的困惑。

　　需要新的智慧打破这样的游戏规则。逐渐松绑外汇管理体制是一项多赢的改革选择。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演讲时表示，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了自身合理需求。这为松绑外汇管制、藏汇于民提供了空间。

　　7万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必将重塑世界经济。由于发达经济体对来自政府背景的企业直接投资审查严格，放宽中国居民和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解决超额外汇储备出路的方向之一，也是推动国人参与全球资产配置较佳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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