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胀势头不减，紧货币再陷两难。

　　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数据。CPI持续高企并创下34个月以来新高，通胀压力未解。按常理，央行应继续动用加息等紧缩工具。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同期中国的工业增速、外贸增速等宏观经济数据多呈增速减缓之势，甚至像汽车销售这样去年的双位数增长旺市，亦出现微弱负增长。结合通胀高企难减之势，难怪不少人判断：中国已进入最不愿面对的滞胀难局。

　　虽然主流意见认为，当前通胀风险依然大于减速风险，但肩负治通胀和保增长双重使命的央行货币政策，显然不得不避免天平向任何一方的过度倾斜。于是我们看到，6月14日下午，央行宣布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上浮至21.5%的历史最高位。至于外界普遍预期的再次加息，悄无声息，表明央行在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之间更倾向于后者，分寸拿捏颇为微妙。

　　除非人为扭曲要素价格，高增长必然带来高通胀。换言之，要治理高通胀，就不得不接受低增长。同时，如果我们坚信，通胀最终可归结为货币现象，央行去年以来的“提准”和加息回笼货币，原本无可厚非。

　　然而尽管此次紧缩只是“提准”，也一如预期引发了新一轮的“叫苦”。市场人士也多有担心货币政策“超调”之议。早在今年初，商品房限购+货币紧缩的政策联手之后，实业界“叫苦”的苗头已经出现，学界对过度紧缩的担忧亦不绝于耳。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资金链相对丰裕的江浙一带，还是表外资产匮乏的东北和西部，一概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难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中最具活力、吸纳就业最多的中小企业，在这一轮货币紧缩中受创最重。

　　今年初，社会融资总量取代了传统的M2，成为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风向标。这也让地区差异变得更为显性。相对于民间资金相对丰裕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更多依靠银行放款，在加息和“提准”大锤连续落下之后，这两个地区的资金紧张程度更甚。

　　这让央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松，通胀如脱缰野马；紧，中小企业嗷嗷待哺。特别是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央行变身为纯粹的宏观调控部门，不再负责银行业务的微观监管。作为总量调控部门，央行祭出货币政策之时，难以准确区分地区差异以及企业性质。

　　作为金融微观调控部门的银监会，并非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例如在6月7日，银监会即出台了对中小企业有着重大利好的金融服务通知，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对单户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处理。

　　据说，此举可令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刚性指标出现1%的弹性。可惜，这一利好，与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难题相比，实属杯水车薪。

　　对商业银行而言，加大对国有部门放款力度，是其最优经营策略。在银监会设定资本充足率的刚性指标之后，国有部门资本软约束的优势，更有利于其获取贷款。金融危机以来，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地方融资平台即是明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私有部门不断受到挤压。在“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下，每当政府以控制经济过热的名义祭出“有形之手”时，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就成为尚方宝剑，吃亏的还是私有部门。

　　2010年以来，央行业已12次“提准”，只有4次加息。低利率让获得贷款更多的国有部门有效控制了融资成本，而不断提升的存款准备金率造成表内资金不足，私有部门再度受伤。

　　资金投放的这般循环往复，令把握上游资源的大型国企投资日益过剩，负责输出产能的下游民企生计日艰，如此恶性循环，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或将在“十二五”末进入萧条期。

　　凡此种种，远非货币工具所能化解。事实亦已表明，面对类似四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依旧是财政政策的附庸。据测算，四万亿计划带来的天量信贷，占到了这一轮通胀成因的四分之三。换言之，体制不改，货币政策有心无力。

　　为今之计，宜早为货币政策减负，令其“专心”应对总需求涨落，而另觅促增长之途。要言之，以总量管理治通胀，以结构调整防减速。除了信贷结构的调整外，还应辅之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小银行的发展，以及引入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其中，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重要。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宜以滞胀两难之局的破解为契机，加速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理顺资金价格，消解通胀的制度成因，调整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差别化政策，确保更多资源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以求扩大消费、促进内需，赋予货币政策制定者以更加独立的地位，方能从根本上让尴尬的货币政策不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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