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国土部监察部公布土地问责结果，共有73名地方政府官员被处分。媒体注意到，公布的问责结果中，涉及的地方官员大都是三、四线的城市及城区，不涉及京沪等一线城市，也没有省会城市。此外，在这73名被处分的官员中，最重处罚也仅为降级处分。(7月8日《新京报》)

　　土地问责的雷声响了一年，雨终于下来了。有人说，这是一次艰难落地的问责。因为国土部去年6月就公布了问责时间表，“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作为中国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全国覆盖的第一年，将根据检查结果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实施问责。然而数月过去，连约谈也并未如期而至，一度被公众质疑为问责“爽约”。

　　事实上，相关部门显然低估了问责的难度：这次问责是依据2009年度的卫片执法检查结果展开的，全国2859个县的海量数据要逐一核对。国土资源部对违法的事实进行认定，监察部根据国土资源部审核认定的违法事实，再对责任追究的意见进行审核。但不管怎么说，公众对“土地问责”的期待，显然离不开几个客观背景：一是建设用地非常紧张，土地价格高得离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已经成为诸多民生问题的导火索；二是土地使用与管理中的矛盾已经成为“转型期阵痛”中的顽疾，来自拆迁一线的桥段经常突破了法律与道德的底线。这个时候，“土地问责”与其说是就事论事，不如说更想杀鸡儆猴，寄望重典治乱象。

　　面对眼下的问责结果，不少人可能觉得有些“大失所望”：比如被问责的地方官员大多“分量有限”，而问责的手段似乎也是“温柔得很”，既不解痒、更难解恨。但客观而言，对于第一份土地集中问责的“成绩单”，能在复杂的土地政治格局中高调而出，这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本次土地问责再次彰显出国家捍卫18亿耕地红线的决心，体现了权责利对等、不枉不纵的究责作风，这无疑会对社会传递出“耕地红线、高压带电”的价值信号。更重要的是，就眼下而言，它足以体现中央政府严肃土地政策、调控房产市场的意志，也为2010年度土地执法检查起到了示范作用。

　　解构总比建构容易，批判总比理性更容易迎合情绪。一步到位的“土地问责”，或者说指望“土地问责”能让房价直接跳水，既缺乏制度常识，也悖逆市场逻辑。给“土地问责”一点宽容与时间，这比吹毛求疵地咒骂更重要：一方面，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发生违法用地2.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13.6万亩，其中耕地5.1万亩。尽管东部、中部地区违法用地同比下降，但西部地区发现违法用地面积则同比上升50.6%。事实说明，不能忽视对三、四线城市及城区的土地问责工作；另一方面，土地问责属于事后罚单，而从违规构想到违法事实，中间必会经历立项、评估、审批、建设等诸多环节，尤其是与失地农民的博弈，而一旦违法事实即成，即便雷霆问责，很多可以避免的损失最终恐怕还是财政埋了单。因此，对“土地问责”寄寓过多热望，也不符合行政执法的现实。

　　给“土地问责”一点宽容与时间，既是为了更好的公共监督，也是为了循序渐进的问责。(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