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一系列紧缩政策，持续到今年年中之时，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条已极度紧绷。多位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风险和解决方案进行全景式展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一系列紧缩政策，其目标是控制不断增长的通胀压力。但紧缩持续到今年年中之时，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条已极度紧绷。宏观经济政策被置于典型的两难之中：放松紧缩，则通胀重来；继续紧缩，则经济增速下滑。与此同时，一系列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开始出现。围绕中国经济面临的系统风险，多位经济学者通过深入调查和研判，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风险和解决方案进行一次全景式展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形势判断：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上升，社会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动加速，城市贫民窟成为巨大的“社会疮疤”。这一时期还是社会矛盾冲突高发期。

　　应对之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不但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如果继续锁定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上，就很难避免各类矛盾进一步凸显，发展难以为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如果能顺利转变发展方式，就能为下一步的发展赢得主动，为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根本性的基础。

　　超调可能造成硬着陆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形势判断：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特点，是其效应往往滞后出现，很容易产生政策超调。并且，中国的紧缩政策应进一步增加前瞻性，去年通胀压力稳步上升，政府采取的宏观手段还不够，今年CPI一超过5%，管理部门就似乎有点手忙脚乱。但是，如果一直紧缩到CPI回落到3%左右，实际经济可能冷却过度。这也是最近一些国际投资者预期下半年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的原因。

　　应对之策：我们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动态决策，特别需要观测超调的风险。货币政策也许应进一步紧缩，包括进一步加息，缩小负利率区间。但货币政策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未来通胀真的开始回落，也有利于负利率的消除。这一轮宏观经济波动，再次把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机制问题提了出来。货币政策决策本身是一门比较专门的技术，专业性要求很强，与我们多数官员已经习惯的行政决策存在很大差异。

　　软着陆可能成为陷阱

　　谢国忠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形势判断：中国的经济放缓，面临的将是软着陆，除非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而2011年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很小。短期看，软着陆是好消息。但如果由于压力减缓而使当局推迟或不愿改革，软着陆会变成坏消息。中国在1998年软着陆后通过各种改革避免了这种命运，现在必须做出同样明智的选择。

　　应对之策：要保持增长就需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则须从根本上改革管理体系。中国要通过发展消费需求和吸引投资、人才，改变中国投资—出口型经济模式。使中国经济再平衡最简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减税。中国中产阶级刚刚崛起，应在个税、增值税等方面降低其税负。

　　同时，要限制政府支出，以保证改革成功进行。每一项地方政府支出必须要制定硬性指标并对公众公开。政府总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及地方政府企业的支出不能超过GDP的20%。

　　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

　　毛振华(微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形势判断：从宏观经济学上讲，政府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长期制度平台，而政府的调控是应对短期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局面是，我们老是不停地遇到新的问题、临时的问题，老是在运作临时管控措施，这就似乎使得我们的行政调控、政府的管控会成为常态发展下去，这就涉及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根本性认识。

　　应对之策：任何管控、任何行政，都会产生腐败，会产生制度性空子，经济要研究效率的公平化问题。中国真正财务上的危机，一定来源于和政府有关的需求膨胀。

　　现在怎么办？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首先是加强学术监督，对于政府的功能、政府的运行机制、政府的活动要进行学术探讨，学者要有义务做学术监督，把道理讲清楚。第二是媒体监督。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形成一个制度，让政府成为一个有限的政府，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市场不要成为永远闲不够的手。

　　尽可能防止热钱流入

　　夏斌(微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形势判断：随着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押注人民币升值的海外游资有大举压境之势。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超过2%，同期新增外汇占款预计也将达到1.8万亿元。在巨量新增外汇占款中，除了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大量无法解释的热钱隐匿其中。巨量的热钱不仅会给目的国带来通胀压力、推高资产泡沫，同时也加大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压力。

　　应对之策：“十二五”期间，应推动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一方面是机构的自由进出，比如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银行业。另一方面，就是金融机构必须市场化。

　　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可能防止美国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致的热钱流入我国。此外，应推动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银行业。

　　人民币资产选择太缺乏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形势判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的未来面临巨大挑战。没有足够的人民币资产可以提供给国际投资者。以固定收益资产为例，由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发行的固定收益资产，占全球固定收益资产的比例仅0.3%，但是美元固定收益资产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

　　所以，中国不能给华尔街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产，使其分散投资。但由于国际投资者需求巨大，他们可能饥不择食，忽略固定收益资产的质量。如果中国匆忙地提供固定收益资产，出现质量差的资产风险增加，则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情景。

　　应对之策：中国政府正寻找方案，鼓励本地投资者将中国人民币资产，包括人民币存款，换成美元到国外投资，但是这种投资需要技巧和眼光。下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两个步骤，在整个经济体的资产项目开放之前，应更多发挥香港的作用。另外，中国要进行制度建设，保证中国的股票和债券是高质量的。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亟待完善

　　刘尚希(微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形势判断：投融资平台与政府有密切关系，但是，各地的投融资平台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是与政府关系不清晰，投融资平台作为独立的经济法律主体，有其自身的一套运行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来运转的，政府不能随意干预，要有界定各自权利与责任的规则。

　　应对之策：最重要的是，形成一套良好的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控制风险的根本措施是扩大政府性债务的透明度，这包括融资规划、融资规则、融资方式、融资成本、债务的使用、债务的偿还等，实现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透明。其二，明晰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以及相应的风险责任。其三，是让社会有序地参与债务资金的筹划和使用方向的讨论，干那些老百姓认为必须干的事情，把老百姓、专家、政府等各方面的意见整合起来，力求使政府性债务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民众的质疑就会大大减少。

　　切勿推动过度投资

　　左小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形势判断：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要注重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以投资为主。从总量来说，投资每年还是增长的，而关键要强调的是，不要推动过度的投资。当投资增长保持在20%左右的时候，就能保证9%—10%的经济增长。2011年经济增长预测在9.5%，相应的投资总量就在23%左右。

　　应对之策：尝试慢一点的经济增长，只要能保证基本就业的稳定就行。没有必要追求10%甚至14%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很可能是没有效率的。如果2011年要推动高增长，带来的只能是高通胀。

　　改变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是一朝一夕就有成效的。因为与此相对的消费增长也要很多条件，比如改善收入分配、社保等。

　　人口红利在2013或2015年消失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形势判断：“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缓慢下行。与之相对应，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十二五”结束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应对之策：首先，只要工资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总之，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在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主要风险是资产价格泡沫

　　彭文生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形势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资产价格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对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危害。中国的高储蓄导致的投资需求是房价快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总体人口的结构情况，我们不能对储蓄率大幅下降抱有太大希望，在相当长时间内，储蓄率还会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投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仍会强劲，若实体经济投资机会不够多，或政策引导不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就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全球货币环境也是一个刺激因素。

　　应对之策：控制房地产泡沫，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货币政策控制整体流动性，但由于房地产的特殊性，不能只依靠货币政策，而应该多方面调控相结合。比较有效的手段一是控制投资性需求；二是增加供给。

　　另外，要把储蓄引导到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增长的领域。一方面，我们有高储蓄，另一方面有投资需求，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关键是政策的引导。储蓄的投资不仅限于国内，也应包括境外投资。目前政府正在努力引导海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还应更多地鼓励私人企业也走出去，包括鼓励居民进行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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