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长策智库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所博士后。)

　　阿瑟·刘易斯为很多中国人所熟知，是他提出了“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应该伴随着普通劳动力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刘易斯也因为在这个课题研究上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都遇到过。这个拐点是个好拐点，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赶上这个拐点的年轻人是最幸福的，简直是投胎投对了时代，工资比上一代大幅提高而且不愁找工作，就业岗位抢着要年轻人。而在日本和韩国，包括台湾经济起飞期都有这样的情况，像日本当年经济增长中，年轻人被称作“金蛋一代”，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感觉舞台特别大。

　　中国据很多学者讲也到了刘易斯拐点了，或者至少逼近拐点了，一是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二是从绝对的人口红利而言，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代也已登上舞台了。

　　但也许算是一个中国奇迹的是，中国持续多年的GDP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年青一代的就业却丝毫不乐观，除了到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去卖苦力。如果刘易斯还活着，看到这种特色，一定会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对他现有理论的一种实证挑战。

　　最近这些年大陆在校大学生自杀的案例有点多了，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是非常罕见的，1990年代大学生自杀充其量是因为失恋。而现在造成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学费高昂，并且就业困难，让他们感到前途无望。

　　找到工作的人也相当辛苦，我在日本韩国，都常常见到这样的家庭，先生在外工作，不过是个普通公司职员，太太在家，有两个孩子，活得挺潇洒，感觉生活也不吃力。中国可怜多了，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是正常现象，我跟我这个年龄的不少夫妻交流，两口子都在工作，也一点儿没觉得家庭经济有安全感，一说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愁得要死，这还是白领，要是干苦力的，日子更不好过。我最近几年在做一项对北京和上海务工的农民工家庭的大样本跟踪调查，统计发现，夫妻两个人在北京或上海，一起工作收入大概4000元左右，听上去倒也不算低，但要细看，夫妻双方加在一起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3天半，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在城市除了拼命工作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就这样终日劳作，他们常常只能一家子挤在5平米左右的租房甚至地下室里，孩子还上不了公立学校。

　　也就是说，在这里不能光看工资收入这些年有所增长，如果以单位工时收入而言，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普通百姓的收入其实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拐点，特别是远远赶不上GDP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

　　这背后的问题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超高速增长相比，普通国民的公共福利并不匹配。而高强度的持续劳动，也成了一种强迫性的路径依赖，几乎没有人能逃脱，低福利社会带来的生存危机感，使得多数普通家庭都活得辛苦。

　　所以在我们自豪于GDP和GDP增长速度的时候，不要忘记，人家国家的GDP，是一个人干活养一家子而且是享受大量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则是两口子齐上阵折腾出来的。最可笑的是，有学者特别自豪，说人家印度GDP增长只有8%，比不上咱们中国10%。也不想想人家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一帮整天唱歌跳舞，懒洋洋的国民干出来的。

　　假如我们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看他能不能让员工轻轻松松地把钱给赚了，有的企业具有创造力，努力给员工营造舒心的环境，员工并不很累，经常度假，企业却让人无法超越，这才是一个企业真正的本领。反之如果我们一个企业员工众多，但除了让员工像牛马一样，无视员工的健康和福利，总是加班加点，靠低价的劳动力来获取订单，即使这个企业产值再高，也很难得到尊敬。在这样的企业的工作，竞争的不是智慧和创造力，而是谁能把自己像牛马一样使用。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刘易斯拐点的确快到了，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水平被人为提高，老百姓无限的勤劳，构成了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的假象。年青一代成不了“金蛋”，倒成了“蚁族”。应该有人再研究这个课题去得一个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