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强烈震撼了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国高铁安全性的质疑达到罕见的高潮。受此牵连，整个中国发展的高速度也被拉入舆论反思，一些人用这样的逻辑描述当下的中国：中国高速发展的“大跃进”催生了高铁的“大跃进”，因此该反思的不仅仅是铁道部，而是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发展模式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有一定的人为设计因素，它的形成同时又是各种力量和际遇不断累加的结果。仅就发展的高速度而言，它的成因及后果不像一些批评者述说的那样简单，对它的客观分析，应代替对它的情绪化结论。

　　中国高速发展的第一个动因是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这个愿望既是中国政府的，也是中国广大平民百姓的。中国执政党有过上世纪50年代末盲目“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对近年来出现的高速发展一直保持着警惕。中国政府今天对速度的认识仍未必是到位的，但中国不是“发展速度狂”，政府和学界都在相当认真地琢磨最佳发展速度，这应当说是实情。

　　中国民间对美好生活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第二个强大动因。大量中国农民卷入城市化运动，城市的功能升级从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迅速扩散，提高物质及文化生活水平逐渐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要求，随着最近几年民主意识的觉醒，这一要求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自己的人生权利。民间的这种动力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都不会出现萎缩。

　　因此中国当前较快的发展速度，决不简单是“政策的结果”，批判高速度本身，其实像赞扬它一样缺少实际意义。中国现在需要认真解决高速度带来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把所有怒气发泄到我们没太搞清楚的巨大综合面上。

　　“奔跑的中国”能否提供一份安全的生活，这是当前各种问题最尖锐的汇集点。中国公众对安全的要求正迅速接近西方国家的水平，中国作为发展很不平衡、总规模又很大的国家，与西方的交集可谓说不清道不明，我们与西方完全“不可比”，但又确实在“一体化”，中国有什么理由不向民众提供与西方社会同等的安全呢？

　　无论困难有多大，中国都要在安全标准上向西方发达国家奋起直追。这已成为对中国发展模式正当性的一种捍卫。安全必须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理念，它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变成经济增量的方向，成为中国的新内需，成为能带来新财富的市场有效需求。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已经说了很多年，安全应当是这种调整的第一主攻方向。没有安全的进步，中国的快将难以为继。

　　舆论同时必须清楚，追求安全是一个过程。对安全事故的批判和严厉问责会加速这一进程，但对安全的追求同样应避免“大跃进”情结。生命是最可贵的，但现阶段的中国发展的确做不到零伤亡。中国舆论现在有对安全事故“零容忍”的倾向，这是舆论的进步。但中国的现实也会反过来发生作用，帮助舆论批判摸索理性的边界。

　　所有中国人都渴望更加安全的生活，但安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因为一两个大的改革举措，安全就在中国土地上“速成”。它需要中华民族的艰苦努力，它应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