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城市化要突破制度性障碍

　　冯兴元/文

　　城市化是中国走出农本社会，实现中国最大社会变迁的关键，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内生增长的基础。

　　然而，中国过去没有正确认知城市化的涵义，并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化被扭曲为城市自我现代化。正如中国区域经济和城市规划权威陈栋生指出的，“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化地不化人”。

　　从城市化的本意来看，应是个两维过程，即包括两重任务：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的不断现代化。在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能自由流动的市场导向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这两重任务是相互包容的。

　　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制度结构下，城市化的两重任务会相互排斥。一种情况是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单维地不断提高的同时，城市失去自动吸收外来农村人口的能力。

　　与之相反，在另一些特殊的制度下，城市化率的提高过快，城市现代化的速度缓慢，导致诸如贫民窟扩大化，基础设施陈旧等的偏差。

　　但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贫民窟，并不能否认各式各样贫民窟出现的事实，这更会剥夺许多农民通过贫民窟低成本地融入城市的机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城市化蜕变成为“化地不化人”，走上土地密集、资本密集，而人气不足的道路，必然会加剧城乡差距，也就丧失了城市化的真正意义。

　　城市化蜕变为自我现代化的原因是离不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残余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以及城市土地等要素行政配置方式。要避免城市化误入歧路，关键在提升法治精神，坚持市场主导。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巨额利益分配的问题，必须确立法治精神。发挥市场在人口、资本和土地的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城市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的现代化两者之间，城市化率的提高带有急迫性，而城市现代化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那种先把外来农民排斥出去，将自己的城市关起门来建设得尽善尽美，以便和伦敦、巴黎和纽约媲美，只在遥远的将来再考虑吸收外来农村人口的观点，对农村人口来说是不公的，也是在拖延三农问题的解决。让农民尽早进城定居，是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起提高人力资本，分享城市繁荣的最好办法。

　　另外，不能盲目引入不切实际的外来经验，比如香港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因为相对于几百万人口，又没有“三农”问题困扰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照搬这些外来经验只会引向新的歧路。

　　总之，中国城市化最终需切实从国情出发，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回归城市化本义，坚持城市化率与城市现代化同时提高，相互融洽的城市化道路。■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