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破壁垒

　　《财经》记者 张鹭 王延春

　　“到了2004年，再重新翻看吴宇波、陈燕新的卷宗材料，那种感受，真是难以形容。”一位曾代理远华走私系列案的海关律师对《财经》记者感慨。

　　这两名官员，分别是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船管科原科长、福建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因深度卷入远华集团的成品油走私案而获死刑。远华系列案中，共计12名官员被判处死刑。这个数字背后，是600多名被审查的涉案人员和300多名被追究刑责者。

　　让上述律师感慨的，并非系统性的腐败行为，而是短短几年内，与此案密切相关的某种结构性变化——随着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走私套利的收益不断缩水。

　　这种变化源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贸易体制。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得以真正开始对外开放。

　　远走加拿大的赖昌星，无缘亲身见证这一变化过程。对于自己案情的深远影响，他显然也无法理解。2009年，赖昌星潜逃整十年之际，《财经》记者曾探访其财富轨迹。在上世纪80年代，赖昌星曾拥有效益颇佳的纺织厂等实业，产品远销全国。进入90年代，在边贸重镇石狮的零星走私中发现暴利的他，毅然将事业的重心由实业投向了走私，由此成为标志性人物。

　　“如果赖昌星是处在‘入世’后，市场更加开放的中国，他的走私还有没有可能做得这么大？”这位海关律师问道。

　　壁垒与走私

　　作为走私者的对手，一位海关总署前高阶层人士仍记得当时的无奈，“财政部给的征税任务，我们征不上来。日本和中国的海关统计，仅小汽车一项，对方出口和我国进口的差额最高可达30万辆。但每走私10万辆汽车，就得从我们手指缝里走了100个亿。”

　　关税流失引起了当时高层的关注。据央视《焦点访谈》披露，在远华集团活动频繁的厦门，1996年到1998年厦门海关征收的关税、增值税等总计只有50.88亿元，而几乎是同一时期，厦门关区走私偷漏的应交税款仅被查实的达300亿元，是厦门海关征收关税总和的6倍。

　　1998年7月，高规格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对走私的铁腕打击拉开序幕。同年，对湛江走私受贿案和远华案等走私大案的查处同时推进。

　　一位证券分析师发现，这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后，短短几个月时间，汽油、化工、纺织原材料、钢材、胶合板、感光材料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一汽等公司，甚至将打击走私作为完成全年利润指标的重要砝码。

　　从贸易全球化的角度，诱发走私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高关税。以远华集团走私最盛的汽车为例，上世纪90年代，汽车的关税税率最高时曾达到250%，而200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3%。

　　在奖出限入和进口替代政策背景下，高关税并非这个进出口体制中唯一的“壁垒”，与此配套的是非关税壁垒——配额许可证制度。

　　“刚谈判复关的时候，我国有1200多种商品由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着。”上述前海关总署人士介绍，计划经济背景下，每年底，原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都要在一起制定一个进口计划，上报国务院，由领导画圈。在内部分配上，原国家计委、经贸委会将计划变成配额，由各省来“切块”。哪个企业有幸拿到了指标，就赶紧去外经贸部换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许可证放货。

　　他分析，汽车走私，除了关税高，也与国家允许进口的数量太少有关。“入世”前夜的2001年，中国生产汽车数量为230万辆，进口配额只有约5万量。外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量不过2%-3%。“面对如此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人家就有动力走私。”

　　上述海关律师指出，“入世”后，海关对于产品分类标准、估价、税基的计算方式与国际接轨，各国海关间的国际合作更为密切。这些都有利于在技术层面加强对走私的打击。

　　这些看似细节的层面，作用却不可忽视。

　　走私“利”“害”

　　1998年后，海关总署发生了很大改变。

　　上述海关律师注意到，夜视仪、缉私艇等缉私装备的配置，一扫此前缉私船对于走私艇无能为力的颓势。一批国际贸易、海关等专业的高校学生，被充实进海关队伍。

　　另一隐性变化是，海关的刑事侦查权也得到落实。1998年，海关总署和公安部联合组建走私犯罪侦查局，实施双重领导，但设在海关总署内，海关这才有了自己的缉私警察。

　　而将这一切翻转过来，几乎就是海关总署此前的状况。“以前的人力、物力都跟不上，虽然已经有《海关法》，但各种配套的制度很落后。”这位律师评价。

　　这种制度配套的缺失，不仅体现在缉私工作的前沿，同样贯穿于整个流通环节。“比如销售环节，走私货脱手很容易，走私进来的汽车，当时在车管所找个人就能上牌照。”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武长海回忆。

　　上世纪90年代，武长海曾在北方某省贸易相关部门工作，他并不讳言，“即使是国有单位，我们的下属公司也抵挡不住走私的诱惑，因为利润太大了。”

　　这几乎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以海南汽车走私案为代表，政府和军队亦参与走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政府部门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增加财政收入创造政绩的动机，但也部分与当时改革大背景相关。

　　当时流行的改革模式是“不给资金给政策”，而且公务员正常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通胀幅度和其他社会阶层收入增幅。领导要“找米下锅”，设法给下属创收以免军心涣散，沿海一些地方于是想到走私。适逢那时军费压缩，要求军队经商创收，导致有些军队背景的公司参与走私。

　　但这份诱惑背后所需要支付的代价，却并非那么显性。

　　梅新育分析，走私进口的大宗基础产品、燃料、香烟和汽车等大件商品，都是高利润高税收和财政上缴产品，大量的进口通过冲击国内相关产业，进而进一步减少了税收。由于税基缩小，当时国家财政负担又很沉重，财政虚弱，占GDP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难以减税，导致税负不成比例地进一步集中到了守法经营企业和居民身上，形成了逆向淘汰机制。

　　他补充说，同时，由于走私收益丰厚，资本和人力大量涌入，正当经营反而被不屑一顾。这一时期走私最猖獗的潮汕、湛江、厦门不是没有得到优惠特殊政策，汕头和厦门都是最早一批经济特区，但由于走私风气所致，结果这几个地方还不如不是特区的地方发展好。

　　此时，梅新育尚在读大学，对电视播放的缉私艇开炮击沉走私船的镜头感受强烈。他仍记得朱基总理当时对缉私部队的鼓励：“除了航母我没法给之外，你们需要什么装备我就给什么装备。”

　　在他看来，打击走私并非孤立的举动，而是一系列高层部署的延伸。1998年7月，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断绝了军队与走私之间的联系。”

　　开门抑“私”

　　缉私风暴堵上了关税流失的黑洞，更值得关注的则是背后制度的力量。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国家贸易规则开放市场，关税逐年下降抑制了走私的猖獗。

　　从远华走私的汽车来看，1985年以前，中国整车进口关税为120%至 150%，2002年起，发动机排量在3升以下的轿车，关税从70%降到43.8%，3升以上的从80%降到50.7%，到2006年，进口汽车关税下降到25%，零部件平均关税降到10%，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

　　入世十年间，中国平均的关税从15.3%降到了9.8%。自2010年起，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九成以上的商品实施零关税，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此外，中国还将继续对老挝、埃塞俄比亚等41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商品实行特惠税率，其中绝大多数商品实施零税率。

　　进口关税的税率大幅降低，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使可走私的空间逐渐变窄。而十年实行配额和许可证的商品也大幅度减少了。

　　贸易壁垒降低后，中国商品出口总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2000年为2492亿美元，而2010年达到15779.3亿美元。2010年末的外汇储备余额，亦达到28473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入世”后，中国能如约从容地降低贸易壁垒，梅新育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本国产业在进口壁垒保护下跑赢了走私，有条件松动进口管理体制了。”

　　开放的进程远未结束。为进一步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自今年7月1日起，中国大幅下调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进口关税。此次降税共涉及33个税目商品。

　　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一位人士表示，进口关税下调使得走私油利润少了。关税没下调前，走私柴油的价格一般比走正常渠道的每吨要低上五六百元，但下调关税后，利润将缩减至一二百元。

　　而奢侈品关税下调也正在酝酿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6月15日曾表示，包括部分中高档商品的关税将下调。知情人士透露，这次降税有望涉及化妆品、高档烟酒等品种。

　　十年前，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震惊中国，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走私犯罪案件。十年过后，孕生类似赖昌星走私大案的开放秩序和制度土壤已经改良。

　　“降低关税在消除走私诱因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关税减了，增值税和消费税并没减。2001年，海关征税总额达2400亿元，其中关税只占三分之一。”上述前海关总署人士提醒说，“我们在走向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必然会减少诱发走私的一些因素。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我们入了世，打击走私仍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