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高度关注国家资产负债

　　自2010年初以来，政府债务危机开始在欧元区蔓延，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均纷纷沦陷。

　　在陆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政府债务风险也开始抬头，其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63.7%激增至2010年的92.3%，总额高达14.2万亿美元，不仅财政再融资相当困难，而且引起了国会的辩论。

　　政府债务及与之相关联的包括居民和企业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可持续性问题浮出水面，而这又是传统经济学中很少涉及的问题，于是各方争吵不休。它警醒世人必须高度关注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

　　金融危机就是资产负债危机

　　从资产负债的角度观察，此次金融危机及后续问题均源自不牢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是指包括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资产负债信息。

　　它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规模、分布、结构和国民财富及总体经济实力的状况和水平。

　　资产负债表不牢固表现为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

　　首先是结构错配。在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居民、金融机构和政府三大部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结构错配，并且这种错配还在部门之间相互传染。

　　以美国为例，在居民部门“寅吃卯粮”式的负债消费模式下，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不断提升，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

　　随着房价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的发生，居民开始降低消费，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而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的杠杆率也开始收缩信用。

　　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应对衰退，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政府投资，提高政府部门资产负债的杠杆水平，这就使得结构错配传染到了政府部门，放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政府债务危机。

　　其次是货币错配。其典型表现就是资金来源与使用的币种不一致。国内金融机构用外币借入资金，却以本币形式投放国内，甚至还出现国内企业用外币为其国内业务融资，居民用外币进行存款等现象。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所谓“里加流感”，充分说明了货币错配对经济的伤害。

　　以拉脱维亚为例，该国曾是东欧的经济明星，经济增长一度长期维持在9%左右，被视为经济转轨的典型。但是由于在经济转轨中，其国内的金融体系几乎全部为外资所取代，国内的金融活动几乎全部以外币形式进行，货币严重错配。

　　而在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为帮助其母行脱离困境，纷纷抽回资金，使这些明星国家迅速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导致了国内金融与经济的全面危机。

　　最后是期限错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虽难以独善其身，但受伤程度的深浅却与其包括居民在内的外债期限错配程度相关。

　　那些短期外债占比较高的国家极易因国际流动性不足，导致清偿力不足。当债权人得知该国缺乏足够的清偿能力时，就有可能发起抛售冲击，最终沿着“期限错配—流动性不足—融资受限—抛售冲击—危机爆发”的链条，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为货币危机。

　　由上，此次金融危机导火索是次贷，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千里大堤溃于“蚁穴”。

　　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使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危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资产负债表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于是危机相互传染并相互激荡，恰如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全球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

　　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深化，各国政府一致性地采取抢救性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其结果，又使政府债务负担加重，而使政府的资产负债难以为继。因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又因金融危机使国家资产负债表难以持续。

　　这种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局面凸显了建立跨代际可持续的健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管理国家资产负债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中国潜在的资产负债风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全球性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及其相关风险促使各国开始反思。

　　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一如同类国家，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然还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政府部门仍占据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位置。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规模不大，整体水平似远在警戒线以下。

　　2010年末，中央政府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7.01%，外债余额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为19.2%。但是，如果再将转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性的、或有的债务(地方负债、福利欠账、未实现的政府服务、教育以及医疗等)考虑进来的话，则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亦不可小觑。

　　这些隐性、或有的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方式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为担保或隐性承诺，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列支，但它们却是一种隐性的预算外开支或责任。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一些原本隐蔽的经济矛盾可能逐渐暴露，政府隐性、或有的负债随之浮出水面，因而形成对财政的额外列支要求，最终演化为政府负债。

　　从这一角度观察，以下三个挑战需要密切关注：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最大风险点。

　　根据最新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6.7万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21.8%；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7万亿元，占15.58%。

　　上述10.7万亿元债务中，即将于2011年、2012年、2013年到期的分别占24.49%、17.17%、11.37%，超过一半债务将在近两三年内集中偿还。

　　而随着“十二五”期间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经济增长速度面临放缓，部分运作不够规范、偿还能力不够强的地方融资平台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正在加大，从而加大了政府的偿还责任。

　　二是社保支出缺口。中国从1997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即“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

　　但是由于养老金支付规模远远大于积累规模，个人账户尚未做实，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日益增大，形成政府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

　　而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保缺口，成为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三是准政府债风险。政策性或准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具有政府信用担保，其所发行的金融债被视为“准国债”。

　　此外，一些大型工程项目，如高速铁路也具有准政府负债的特征。这些债务具有规模大、周期长的特点，一旦现金流发生问题，极有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

　　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

　　经济政策有长短之分：短期的目标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稳定；长期的目标则是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从长期着眼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从而实现长短期的动态平衡，这应是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方向。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恰恰是可以连接长期和短期的最有效工具。

　　国家资产负债表揭示了部门间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考察金融风险在不同部门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

　　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监测某一时点上各经济部门详细的资产负债情况，评估每个部门的偿债能力、举债筹资能力，并且发现各部门之间是否存在结构错配、货币错配以及期限错配，了解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情况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债权或债务地位，发挥“显微镜”式的监测功能。

　　不仅如此，还可以在资产负债表存量基础上引入流量冲击(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要求、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额外财政负担)，估算出未来政府负债规模变化趋势，找出负债超过资产承受范围的临界点，从而揭示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及其规模，发挥“望远镜”式的预测功能。

　　目前，世界经济仍在动荡之中，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正在进行，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与此同时，与过去30年相比，中国经济的内部增长条件也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通过观测未来风险来制定今日的政策，通过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日显重要。

　　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管理能力纳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中，把宏观审慎管理放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曹远征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叶蓁、廖淑萍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