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商人议国

　　程凯

　　 市场平静时大家默默无闻，市场动荡时人人变得聒噪，平时“闷声发大财”的人也会挺身而出，表达自己对于市场和政策的意见，这叫做公共责任。因为巴菲特和索罗斯最近都忍不住发言了，今天我们就聊聊他们的事儿。

　　 巴菲特和索罗斯是投资界的两朵奇葩，所以被放在一起比较就是一件常事了。一位名叫马克·泰尔在香港做投资的澳大利亚人，还专门研究出了一本《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投资习惯》，此书2005年在国内出版，一直是本畅销书。

　　 巴菲特和索罗斯，一个只喜做多，一个更喜做空，简直是为市场平衡而生出的双子星，而不管走哪条路，他们都白手起家，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检验，通过积累巨额的财富，证明自己是最成功的投资家。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我引申一下，失败的道路有无数条，成功的道路只有一个。尽管投资方向大相径庭，但马克·泰尔却发现，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思考习惯和思考方法完全一致，而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彼得·林奇、约翰·坦普尔顿、伯纳德·巴鲁克、本杰明·格雷厄姆这样的传奇投资家也都奉行同样的习惯和方法。

　　 马克·泰尔总结了巴菲特和索罗斯的23条投资习惯，我们在这里不探讨什么投资哲学，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巴菲特和索罗斯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习惯，很明显但并没有被人拿来比较过：巴菲特和索罗斯都习惯讨论市场；不仅如此，他们还喜欢讨论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最多的是经济政策，但不限于经济政策。如果我们把在市场上挣钱的人都叫做商人，他们两个的一个共同习惯就是——“商人议国”。

　　 前面说到巴菲特和索罗斯最近都在发言，我们看看他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巴菲特的阵地在美国，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叫做《别再宠爱超级富豪》。根据巴菲特自己的计算，他去年税单总额为639.8744万美元，只占他须纳税收入的17.4％，“我的办公室雇佣20多人，他们缴税的税率高于这一比例，33％至41％，平均36％”。

　　 因此巴菲特说，“出身美国中产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人在阿富汗前线作战，多数美国人为维持生计发愁，我们这些超级富豪却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国会对亿万富翁很友好，对我和我的朋友们长期宠爱有加。现在正是时候，政府理应采取措施，让我们共同付出。”

　　 此言一出，有唱赞歌的也有唱反调的。不去研究技术性细节，我想指出来的是一个商人的责任。其实，巴菲特说自己被征税太少已经不是第一次，很多年前他就这样表述过，并且成为他的名言。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在《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大报上再次强调这一点，意义非凡！因为这个时候正是美国人上上下下为政府财政赤字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焦点就是“是否增加向富人收税”。

　　 要减少政府债务和赤字，但又不能大幅降低政府开支对于尚处疲弱状态的经济的刺激，怎么办？必须有人站出来做出“牺牲”。和那些认为只有减税才能拯救经济的供应学派相反，巴菲特认为应该提高富人的税收，至少他认为，增加他的税收并不会减少他挣钱的欲望，因为他的税比普通人绝对值多，相对值却少得多。

　　 巴菲特表明的是自己的态度，也是自己的建议，建议美国人应该如何去面对当前的危机，如何让一个“美国梦”继续做下去。他的建议不只一个，在《别再宠爱超级富豪》之后，他又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自己的另一个建议——“避免美国金融体系走向疯狂的两个办法”：

　　 一是给杠杆设置一些限制，“这方面我们上次做得可不好”；二是给予重要金融机构的高层人士以适当的激励。巴菲特说，“大到不能倒”的公司总是存在，“我们不能没有它们。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改变那些金融机构的高管的行为。”

　　 不得不说，巴菲特是实用主义的，每一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这样的“商人议国”，就连索罗斯也是赞同有加。《别再宠爱超级富豪》敦促美国国会立即采取措施，增加收入过100万美元者的税负，收入过千万美元者的税负应更高，之后索罗斯立即让他的发言人表态：“同意巴菲特的说法，向他祝贺……富豪如果反对增加税负，自身长远利益将受损。”

　　 就在这边认同着巴菲特的时候，索罗斯那边自己也在“商人议国”。作为一个美国的欧洲移民，他的阵地是英国的《金融时报》，他长期为这张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在最近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解决欧元区危机的三个步骤：银行体系的改革与资本重组、欧元债券框架和退出机制。

　　 这里同样不对索罗斯的技术性建议进行展开，只想强调的是，索罗斯一直真正关心着欧洲和欧元区。尽管他在当年攻击英镑一举成名，尽管这些年他一直看空欧元，因为欧元区有一欧洲央行但是没有欧洲财政部；但是，在作为一个政策建议者发言的时候，索罗斯的态度是诚恳和认真的，他至少按照自己的逻辑指出来，应该有一种“欧元债券”，而这种欧元债券的发行，自然就是起到了欧洲财政部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来看，索罗斯的“商人议国”和巴菲特一样，出于公心而非自己的私心。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更长远的利益在考虑，但是为了长远利益而考虑，不正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做的事情吗？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奇经过面谈，将欧洲债券的事宜搁置了下来，他们没有承担欧洲责任的勇气和决心，更不要提什么牺牲精神。欧洲市场周四的暴跌，自然而然。

　　 最后多一句嘴，巴菲特和索罗斯的“商人议国”，并不在什么Facebook或者Twitter上，而在《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上，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