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城市化不会助推通胀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

　　在由经济市场化和人口城市化驱动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通胀(通货膨胀)已成为中国始终挥之不去的长期发展阴影，城市化与通胀之间似乎具有无法避免的长期共生效应。面对这一计划经济时代从未有过的重大发展现象，近来有观点明确提出：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大量的新增需求，持续拉高了人们的通胀预期，过度城市化实乃通胀之源。但本文作者认为，城市化与通胀之间弱相关，将通胀归因于城市化非常牵强，并有张冠李戴之嫌。

　　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

　　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地位日趋下降，而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则急剧提升，如果就GDP产出比例和劳动就业结构在三次产业间由大到小的比重排序，传统产业结构是“一二三”组合，而现代产业结构则是“三二一”模式。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主要聚集在城市区域，因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变迁，就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发展过程。城市化是指由城市发展模式所主导和引领的社会变迁进程，其核心要义是城市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日益提升，其实质是民本主义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城市化以国民大众为主体，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市中就业、创业和生活，在城市中获取发展机会和职业平台，以此提升国民大众的人生质量和发展质态。发达国家在二战前就早已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和人口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而中国还远未完成这一重大的社会发展转型，人口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中国转轨发展的主要核心内容，而且也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选择路径。对中国未来的和谐发展而言，城市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由此才能从根本上使处于城乡二元结构困境的庞大农民群体获得身份解放和发展自由，人的解放具有首要意义和永恒价值，并由此实现富民强国这一现代化发展目标。我们首先需要的绝不是自我封闭的纵向比较，也不是仅仅从中国看世界，而是首先需要从世界看中国，只有在国际化的横向比较中，我们才能深刻领悟城市化进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引擎意义和转型价值。

　　城市化伴随通胀现象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同时又是市场化转轨变迁过程，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主导作用，投资和消费的所有需求满足，都必须通过市场化交易才能完成。但在市场化需求持续增长的同时，城市化通常又伴随着通货膨胀。经济学将通货膨胀定义为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交易价格持续而显著的上涨过程，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普遍性，通胀表现为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普遍上涨；二是持续性，通胀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价格上涨过程；三是显著性，通胀不是微弱而是较大幅度的价格上涨过程。由于通胀会使得国民大众的有限购买力同等比例减弱，因而国民大众最害怕也最痛恨通胀现象。在通胀发生时，老百姓会普遍认为政府对通胀管理不力，从而产生对政府愈加强化的怨恨情绪，因而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也会遏制通胀现象，稳定物价或避免通胀也因而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职能，并成为衡量政府效能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某种水平的通胀一旦发生，而且又持续了较长时间，公众就会形成对未来发展的通胀预期，而一旦通胀预期形成，为避免未来的通胀风险，各种需求行为则会加剧膨胀，通胀通常又会持续发生。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通胀惯性直至通过经济危机才能加以破坏性遏制，从而形成跌宕起伏的经济周期。

　　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胀的基本成因有三：一是货币超量发行；二是市场需求拉动；三是供给成本推动。如果理智认真地探究通胀背后的实际发生机理则会发现：供给成本增加是由于投资需求拉动，结果导致原料、设备和用工的市场价格普遍而显著的持续上扬；而市场需求拉动则来自于货币量增长，因为市场需求满足必须依赖于足够的货币支持；而货币增长则最终源自于由政府垄断的货币发行超量，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和价格通胀。购买力被普遍贬值的部分构成政府的货币发行收入，通胀等同于对全体国民的普遍征税，因而也称为“通胀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将通胀描述为因“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而发生的市场现象。如果我们撇开因大规模自然灾害减产和超规模战争冲突破坏这种非常态情况，几乎所有的通胀现象都可以最终归因于政府对货币的超量发行。政府是货币发行的唯一垄断者和供给者，通胀也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相关的因果关系。可供人们进行普遍验证的真实情况是，在所有的常态通胀现象发生之前，政府都进行了超量的货币发行，新增货币发行量超过实际经济增长，不久之后便通通发生了同等比例的价格膨胀——“通胀”。货币就像是气体，价格就像是气球，央行就像是气筒，政府就像是充气的人，气体太多了，气球自然就会膨胀，除非发生气球爆炸——经济危机。通胀看似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政府的印钞机太忙乱。如此理解通胀的真实成因，对于有效治理通胀现象，将会具有实质意义。我们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依靠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打压涨价或限制交易，事实上是看到了症状，但开错了处方，治标不治本，除不了通胀的病根。

　　城市化不会助推通胀

　　从现象上看，随着城市化加速，各种能源、资源和用工的价格水平持续上涨，城市化似乎构成了通胀的主要诱发力量。但其实不然，这只是一种经济幻觉或认知错觉。首先，城市化是一种发展优化现象。城市化既有利于实现城市发展成果的包容性共享，也有利于集约式经济发展和节约型社会建构，城市化在促进社会分工和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也孕育了规模经济效应和集群发展效果，其产出供给能力也在持续增长。

　　其次，价格适度上涨是一种资源稀缺现象。经济高速增长必定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稀缺性加剧必定推动其相关价格上涨，由此导致的价格上扬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并有利于资源节约和技术进步，因而不能将此类价格上扬变化称之为通胀。

　　再次，劳动力价格上升具有合理性。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意味着人民生活长期贫困，意味着发展成果不能被国民大众所共享，意味着以牺牲人民生活为成本的高昂代价。无视人口发展的单纯GDP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会将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异化为另一种国内总贫困GDP(Gross Domestic Poverty)。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化加速推进和价格适度上扬是一种同时共生的重要发展现象。但普遍持续的显著通胀之所以挥之不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规模过于庞大，国有制垄断了主要经济领域，而且都具有显著公认的低效率，为了维持这一不合理局面，不得不超越经济增长需要而进行货币的长期超量发行，这才是通胀的真实成因和真正根源。城市化绝对不是通胀的元凶，两者之间仅仅在现象上具有形式关联，实质上是弱项关，没有实质性的因果关系，不存在着城市化与通胀之间的两难选择困境，更不能因通胀而拒斥城市化进程。

　　通胀管理的三点主张

　　首先，加速推进中国人口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口城镇化率1978年为17.92%，2009年为46.59%，其间GDP年均增长9.6%，而城镇化率却年均增速不足1%。如果不是使用“城镇化”指标，而是采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指标，并扣除镇化人口、数字泡沫和农民工三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起码会低于40%。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更不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加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则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事情。城市化本身既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和增进产出供给水平，也不会因此而助推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通胀坏现象。

　　其次，制定货币发行的专门法律并严格实施。其立法精神的基本原则是坚守货币发行的单一规则，即严格按照GDP增速而同等比例地增发货币，而绝不允许其他任何原因和形式的货币发行，以此来有效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货币增发行为。由于货币流动速度通常比较稳定，依此单一规则而增发的货币量，既能满足实际经济增长的市场流通需要，也能有效根治或避免通胀现象，从而不会诱发任何形式的通胀预期。

　　再次，确立新的科学发展理念并摆脱路径依赖。中国仍然存在着对计划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人们普遍缺乏对城市化和市场化的适应性。在这个只有依靠知识创新才能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贫困落后的国家，而只有愚昧无知的国家，只有改变愚昧无知的发展理念，并依靠人口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才有可能真正摆脱长期形成的各种发展陷阱，从而完成中国未来发展的卓越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