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谣言泛滥体现社会信任度降低

　　谣言——辟谣——再传——再证实……许多人纳闷：为何现在谣言这么多？

　　最近一次，所谓的年终奖新计税办法，仅过了一个周末就被证实是编造；

　　今年 3月，日本因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后，我国东南沿海开始流传吃碘盐可防辐射、核泄漏污染了海盐等传闻，该传言导致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多地发生抢盐风潮，事后被证实为谣言；

　　2010年2月，山西地震传言导致上百万人凌晨街头避震，事后山西省地 震 局 辟谣……

　　这些谣言为何会出现？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人们对谣言的态度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表象：某些谣传事件往往存在一定的心理预期

　　本质：传播学研究认为，由于有主观意识的参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形，即“削尖效应”和“磨平效应”

　　事后看起来颇有些荒诞的谣言，为何事前、事中会蛊惑那么多人？

　　去年2月21日凌晨发生的事情，至今仍令小梁记忆犹新。家住山西省太原市的小梁全家被一个电话叫醒后，就在街头彻夜避震，直至天明，而当晚并无任何地震发生。小梁回忆说，从春节之前就听到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说是近期山西将发生大地震，基于大家对汶川大地震的恐怖印象，以及太原正处于华北地震带这一地理常识，不少人家都开始准备包括水、饼干、手电等在内的“地震包”，小梁家还将家里的细软整理并安置妥当。到前两天，更有消息说山西省已经下发文件让各大医院做好抗震准备。

　　2月20日晚8点左右，小梁父亲收到朋友一条短信，说地震时间已经确定，就在明天！大家将信将疑，折腾到快12点才上床睡觉。不料半夜2点多家里电话响了，是亲戚打来的，说地震就在凌晨4点至6点发生！“我们全家立即起床，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地震包’，开上车直奔最近的应急避难场所——— 迎泽公园！”小梁回忆说。哪知道，车在迎泽大街上就走不动了，宽阔的迎泽大街已经停满了车，全是避震的人。

　　当时正是春寒料峭。“车上空调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是零下10度，刚开始大家还在车外站着，互相交流情况，后来实在太冷，还是回车里。上了车也不敢开空调，怕耗油，真地震了，加油肯定麻烦。”凌晨3点左右，大家发现手机信号不通了，恐慌情绪更甚。整个城市笼罩在“等地震”的恐怖气氛中。事后小梁才从媒体得知，当晚和他们一样走上街头“等地震”的，全山西省约有百万人。直到凌晨5点半左右，街上人们的手机信号才渐渐恢复正常，有消息说省地震局辟谣了，让大家安心回去睡觉。“可一条消息不能作数，万一又是谣言怎么办？”真正心里踏实回到家时，已是早晨6点半。

　　事后，看媒体报道，小梁才得知，所谓的“省里文件”不过是开展抗震演练的文件，所谓的“凌晨4点至6点发生”更是彻彻底底的谣言。大家以讹传讹，一传十、十传百，添油加醋，越传越真，又迟迟没有官方消息辟谣，于是导致了“大恐慌”。

　　对于这起典型的谣言事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说，这是典型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形的谣言事件。传播学研究表明，由于有主观意识的参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形，即“削尖效应”和“磨平效应”。

　　央视春节晚会上一个著名传话游戏便是印证。几个人并排站立，不能讲话，也听不见声音，要求他们用肢体语言将一个消息依次传递。前面两人传递的信息与原信息还有七八分相似，越到后来信息变形越大，最后一个人收到的信息就完全面目全非了。“不能说、不能听，突出了主观判断在人接受信息时的作用，这个游戏是信息在人群中变形、失真传播的集中表现。”李强说。

　　小梁一家和这起谣言事件中许多人一样，接收不真实的地震信息时，其实主观是相信这种可能的，无形中就会放大、突出传言中地震可能发生的一面。相信的人越来越多，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真实信息的空缺，也是谣言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李强说。谣言的扩散往往呈几何形状，辟谣信息出现越早，谣言的扩散面就越小。

　　表象：一些人对谣言不辨真伪，信谣和传谣成为一种情绪宣泄方式

　　本质：谣言只是表面现象，它体现的是社会信任度的降低

　　当看到网上流传的“飞机关舱门半小时内必须起飞”的消息，北京市某事业单位的小杨心里立即打了一个问号。小杨经常坐飞机，也知道在北京、上海这类繁忙机场发生航班延误很难完全避免。“民航局做这种决定肯定实现不了，不是形式主义吗？估计是假消息吧。”果真，没过两天，民航局就出面澄清了。

　　小杨的这种冷静态度，源于前不久看到的一条虚假转帖。7月中旬的一天，小杨照例在网上查看新闻。“那天一大早，我在开心网上看到一则关于郭美美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转帖，该转帖还附上了杂志封面的截图。”小杨回忆。学外语出身的小杨有阅读英文报刊的习惯，他很有兴趣地去查看当天的时代杂志网站，因为网站首页上就可以查到最近几期的封面图像。当期，没有；之前几期，也没有。“我看到那条转帖的时候，已经有200多人留言，一如既往全是指责，骂声一片。”小杨说。他在200多条评论之后，回复了第一条质疑的评论：“我查了今天的《时代》杂志网站，没有这个封面。”

　　果不其然，7月12日，《时代》杂志网站上发布官方辟谣信息，称该封面系“中国造”。“一开始，我还纳闷，有那么多人附和谣言，为什么就没有人质疑呢？后来一想，我自己不也是没有怀疑吗？要不是自己的习惯，也不会专门为核实一条传言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小杨分析。

　　小杨说，每天一早，他开电脑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各大新闻网站和微博(http://weibo.com)。从网上获取信息，已经成为自己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以前我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相信什么，尤其是对于小道消息和网上传言。现在想想看，那其实是一种猎奇的心态，甚至是‘猎恶心态’，一般也不去探究真假，只是借信谣、传谣之机发泄自己的情绪，有时甚至连是真是假也懒得关心。”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传言最后被证实是谣言，尤其是自己亲历的谣言事件，让小杨这种先入为主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现在传言那么多，来源也那么多，许多都是匿名发布，无从查起，也无从追责，所以传言就成了许多人宣泄情绪的出口。符合自己情绪的，就大肆赞扬，不符合自己情绪的，就随意指责，甚至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本来网络是丰富了信息获取的渠道，现在却也成了谣言散布的场所。真不知道以后网上的信息有多少是能够相信的。”小杨忧虑地说。

　　李强说，谣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多数人信谣、听谣。谣言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全社会信任度的降低，后者的后果才真正严重。李强介绍，在欧美国家，也有一部分小报小刊为吸引眼球不惜散布谣言，但很少有人去相信。只有在社会信任度低的社会，真实的消息不被信任，谣言才会被广泛传播和相信。

　　李强介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信任度高，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信任度低，阻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可以产生多样化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运转效率；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人们对生产交易缺乏安全感，需要附加条件或强制条件才能完成，导致社会运转成本增加。

　　而要提高社会信任度，首先要提高公共事务代言人的信任度。近期发生的故宫安全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都严重伤害了人们对故宫博物院、红十字会等的信任，对社会信任度破坏很大。

　　表象：公众对谣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本质：社会信任度降低的根本原因是转型期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阶段

　　经历过一次谣言事件并吃过苦头的小梁告诉记者，如果再听说类似传言，只要威胁到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她还会选择相信。“在不确定真相的情况下，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说。

　　对谣言的相信，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不相信。小梁的想法，体现了当下社会许多人的心态。李强指出，社会信任度降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变，变革不仅发生在经济体制上，还发生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党和政府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涉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要变革，原有的社会规范被打破、新规范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道德会失去约束，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失范’。”李强介绍。

　　“国内外的发展实践都证明，‘社会失范’是任何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阶段，由‘社会失范’导致的社会信任度降低，也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李强说。他介绍，工业革命前后，是欧洲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多发期，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巨大变革，不仅导致了欧洲国家的国内动荡，甚至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阶段。李强认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深度和广度都胜于任何一个国家。因此，要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失范”和社会信任度降低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仅以人口结构来分析，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以熟人关系为主，而今，社会发展，人口膨胀。1949年北京市只有约200万人，而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人。人们生活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圈子中，以往熟人与熟人之间交往的准则和道德规范都不再适用，匿名伤害、欺骗、诈骗概率无形中增加许多。

　　但局面并非不堪设想，李强说。国外的发展经验可为我们提供有效借鉴，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发展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

　　李强建议，要从多个层面重建社会秩序、重构社会信任。

　　在公共服务层面，政府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和速度，让谣言止于真相；在社会管理层面，应优化市场管理、社会管理，增加管理科学性、公正性，让谣言止于公平；在国民素质层面，应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加强素质教育，增强受众对谣言的辨识能力，让谣言止于理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政府服务机构都开设了官方网站和微博，不少媒体都开设了“求证”、“真相”等针对传言的栏目，开设仅半年多的新浪微博“微博辟谣”，关注量已经达到40多万人。这些渠道正在成为人们识谣、辨谣的主要途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