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沉着应对欧美减速 定向宽松大有可为

　　近来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权威机构纷纷下调了对欧美的经济增长预测，最为悲观的看法是“二次探底”已成定局。此一变局如果兑现，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否导致目前的宏观政策变调，日益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亦是决策不容回避的重要变量。

　　日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过大影响。

　　此文引发广泛解读，有不少论者视其为货币政策整体上将由紧转松的信号。考虑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应对中，货币政策由于未能及时调整而饱受诟病，这样的解读自有其一定道理，但结合现实，这很可能是过度解读。

　　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决策者也需避免照猫画虎。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即使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中国当前面临的格局与2008年也存在较大差异。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背景之下，中国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出口增长减速，并因此导致GDP 减速。但与2008年底相比，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降低。

　　2007年和2008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显著，外部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冲击了出口部门，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强劲增长9.4%，但净出口的贡献为-0.7，已变得无足轻重。因而即使外部经济环境继续恶化，中国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程度也会小于2008年。

　　与2008年底相比，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严峻的紧缩政策调控下，依然保持了较为适度的增长。这既体现了保障房建设的对冲效应，也是市场运行惯性所致。这就为经济紧缩政策赢得了回旋余地，因为2008年底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指标在雷曼事件之前已经严重恶化，相应带动投资等数据显著恶化，与外部需求回落叠加，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明显冲击。

　　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启动，也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提供了支持力量。中国在本轮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速，主要由投资等内需推动。不断上升的工资水平、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以及税收改革，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消费的不断增长。当前，与外需部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外部市场动荡等多重冲击相比，旅游等内需部门增长强劲，消费增长稳定。

　　从区域增长结构看，随着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的转移，中西部的投资增长开始快于沿海发达地区，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均衡。而“十二五”开局之年的新开工项目投资的增加，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而中国官方PMI指数五个月来第一次出现上升，即使扣除季节性因素，也表明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通胀压力未减。虽然8月通胀可能出现回落，但是下半年CPI环比上涨的季节性压力仍较大，尤其是食品价格的回落尚不稳固，进入冬季后部分食品价格存在季节性反弹的可能。而PMI中的购进价格指数从3月份以来再度出现上升，其绝对值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表明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此外，经济学界逐渐达成另一个共识，由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成本推动的通胀水平可能是中期现象。凡此种种都表明，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健的基调。

　　中国央行日前宣布将扩大存款准备金的基数，将目前的普通存款扩大至保证金存款等，这表明货币当局意图通过此举来限制银行的表外业务。与此同时，此举亦将限制市场的流动性。这也表明央行尚未改变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

　　我们也应看到，在同一篇文章中，温家宝也指出，近几个月货币信贷增速有所下降，但与正常年份相比并不算低。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6%，考虑到前两年基数比较大，货币存量比较多，增加的绝对量不算少。因此他强调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宜继续稳健的同时，在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融资、农田水利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有助于民生改善以及经济结构转变的局部领域，“定向宽松”政策则大有文章可做。

　　当下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依然较低，包括保障房、水利设施和有助于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污水处理、污染治理、教育、医疗等领域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很多城市遭遇涝灾，显示了城市资本存量提高的空间依然存在。

　　上半年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到7月已经实现6.67万亿元，同比增长30.5%，财政支出则仅有5.1万亿元，这为未来的财政支出提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政府在加大财政和税收手段引导消费上也有较大空间。比如，可以借鉴其他国家采用过的临时减免个税(退税)、现金补贴、发放消费券、发放股权等刺激消费的手段；加速服务业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的改革；加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和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