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频繁对比中美物价折射出焦虑情绪

　　□社情观察

　　张海英

　　“中美物价对比”这个老话题最近又一次引发网友关注。记者采访了北京人和纽约人，从衣食住用行等消费的各方面入手，直观、全面地比较中美物价水平，发现国外品牌的普通消费品，在北京的确比纽约略贵，要是被国人视为“奢侈品”，其售价更是贵得离谱；而市内公共交通以及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纽约明显比北京贵很多(9月13日《人民日报》)。

　　有关中美物价的对比已经有过N次，不仅对比过油价、房价，而且对比过服装、皮鞋、食品等商品价格，结论基本上都是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据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自然而然，公众就不会满意中国的物价了，就要追问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物价高于一个发达国家，中国物价如何才能回归到合理水平？

　　《人民日报》这则报道给我们揭示了真实的中美物价：有的物价中国的确高于美国(比如说高档消费品)，而有的物价则是中国低于美国(比如说市内公共交通)。同时，这则报道还特别指出，中美税制结构和征税方式差异较大，导致商场标价和消费者最终实际给付的费用，可能存在较大差距；拿美国的打折价与国内的正价相比并不合理；我们比较的未必是同一事物，大家很难选定完全可比的标的物。

　　也就是说，中美物价很难进行准确对比，甚至说没有可比性。但我以为，尽管简单对比中美物价是“驴唇不对马嘴”，但总有一些方面是可以对比的，例如，与物价有关的物流成本、企业利润、价格监管等方面就是可以比较的。如果因为中美物价没有可比性就彻底放弃对比，显然不可取，只有理性对比才能发现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这也是管理CPI不可缺少的手段。

　　一方面，中美物价的不合理成本值得对比。尽管中美税制结构和征税方式有差异，物价中的税收成本不可比，但其他成本是可以比较的，比如，行政乱收费摊入物价中的成本就可以进行对比。众所周知，在税收之外，我们的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多如牛毛，有的是合法收费，有的则是非法乱收费，这些都是物价的背后推手，去除这些，我们的物价可能会比美国低很多。

　　再如，美国物价中应该没有多少垄断性收费，而中国物价中则含有不少垄断性收费。以物流成本为例，不仅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央企从物流环节中拿走垄断性暴利，日进数亿元利润，而且，地方垄断性国企如高速公路公司也设置路卡拿走垄断性暴利；另外，商品进入超市、商场，也要遭遇垄断性收费——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

　　另一方面，中美物价监管方面可以进行对比。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物价是否合理，不仅取决于供求关系，也取决于价格监管。如果价格监管不到位，就会有不法商家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对比中美物价监管，显然，我们的监管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物价监管的不到位，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一些不法商家，同时，也让物价偏离了正常价值，增加了民生负担和CPI调控压力。

　　譬如，日本航空、澳洲航空、英国航空等21家航空运营商因为在美国串谋集体涨价，受到美国当局处罚，总额超过17亿美元。而家乐福、沃尔玛超市价格欺诈被曝光，广西、云南等地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分别对涉案的19家超市门店各处以罚款，罚款总额合计950万元。虽然是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涉及价格违法，但惩罚的力度轻重却十分明显。

　　在我看来，网民频繁对比中美物价，折射出一种焦虑情绪。对此，我们不能简单以“中美物价没有可比性”来做答，而是要看到，经过对比之后，中国物价中的税负太重，物流环节中存在不少垄断性收费，以及物价监管方面存在不少差距。毫无疑问，唯有找到差距，消除差距，才能安抚网民的焦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