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社会资本运作的坏账

　　减少社会资本运作的坏账

　　投资社会资本的最佳方式是将有限的公共财政用于辅助社会资本生产主体的良性发育与成长，例如促进基础教育、公民社会教育、宗教自由。并以一种法治的精神，规范各类组织的活动，尽可能将社会成员吸纳进各类社会组织中，提高社会资本增殖的可持续性

　　文  黄帅

　　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第一次系统表述社会资本概念开始，社会资本越来越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

　　什么是社会资本

　　1990年前后，“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国内。2006年，燕继荣教授出版专著《投资社会资本》，该书系统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性质、构成、类型和存在方式，说明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功能，阐明社会资本的来源、投资方式及策略。可谓与燕继荣教授组织翻译的《独自打保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分析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著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社会资本以及其作用。一是从“资本”到“社会资本”，其概念演化过程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内在逻辑，这样有助于进行类比研究，才有投资社会资本的战略考量。二是社会资本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社会变迁是在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转型危机和治理危机在同一个时期成为两个重要的矛盾，由此，投资社会资本必然与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发生关联。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里，资本的本质被理解为是一种生产关系。它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资本必须用于生产才能被称为资本，即它是一种价值；二是资本既然体现为一种生产关系，便意味着它是通过组织网络实现的，这种网络既体现为经济的，又体现为社会的和政治的。所以，当资本从物质范畴扩展到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再到社会资本的时候，资本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一定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互利互惠以及形成的规范。帕特南把美国社会理解为由各类社团、协会等组成的网络化社会，通过分类考察社团活动的情况，指出美国社会20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趋势：社会资本流失与社区衰落。资本既然没有失去其特性，就存在流失或增殖的情况，所以我们能否寻求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那样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呢？这是每一个关注社会资本问题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去回答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办？”或者说如何“投资社会资本？”

　　这便是第二个问题，即当我们证明社会资本与政治民主、社会治理甚至经济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性以后，我们要从一些视角探求如何实现社会资本的增殖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某种角色的职责问题。

　　社会资本如何增殖

　　社会资本增殖需要投资的主体、客体以及投资的主要内容。国内学界将社会资本投资的内容放在公民教育上，通过民间组织的发展来增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培育相互信任的关系。然而一直以来，国内很少讨论投资社会资本的主体角色如何界定以及究竟如何生产社会资本。

　　讨论这个问题的阻碍在于话题本身。社会资本的发展，既涉及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也涉及到社区发展与自由的冲突问题，等级式的组织方式与平行交互式的组织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增殖的作用也大为不同。基于美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帕特南最后还是回归到托克维尔那儿，将宗教组织(特别是新教教会)、基础教育机构等作为社会资本最大的生产者。不过，鉴于当今的“独自打保龄”这一现象，美国当代社会与托克维尔当时看到的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帕特南强调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资本投资的主体，涉及到的是如何组织社会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期，社会呈现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由不同社团构成的关系网络。一旦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社会原有的组织形式就需要进行调整。比如美国工业社会发展导致人们把工作时间替代了社会交往，而城市扩张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导致社会被不断重组，新社区缺乏交流，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封闭的生活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悄然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的组织形式。

　　资本特性的稳定有利于我们将社会资本的生产类比于物质资本的生产——我们看到的社会就是一个市场，市场中的主体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体系化的和法治化的，经济领域的市场需要一个组织予以维持，那就是政府，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裁判者的角色存在的，它是市场体系化的促进者以及规则的制定和维护者。同样，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也是如此——促进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制定和维护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规范。

　　在发现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之前，我们需要明白社会资本流失是怎么回事。帕特南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从中观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流失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方式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即无法对流动中的人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社会资本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难以容纳更多的社会成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社会边缘化，使得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正如经济结构，需要不断调整，否则落后的生产方式将会拖累社会发展，产生大量的负资产。政府在关注社会资本增殖上，同样要关注社会结构的科学化。而我们政府往往把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流失那里。

　　维稳带来的坏账

　　目前中国便是一个典型。缺乏普遍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结构，很多人处于边缘化状态。出于特定的情感和理性，这些人于是就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中。其实一些是在法治社会中可以被认定为极端组织，类似意大利南部长期存在的黑社会组织。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暂时性的负的社会资本组织方式。面对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中国必须寻求社会管理在体制方面的创新。中国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地方政府仍然主要以高压态势“堵”漏为主。维稳要求照顾民生，中央政府只好以财政购买负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坏账最终转化成了公共治理的成本。由目前的态势来看，这种成本在近几年迅速增加。对比中央的地方投资及其他财政支出，社会资本的坏账的负面作用是异常惊人的。

　　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高度去认识维稳以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既然边缘社会群体是产生社会资本坏账的一种暂时性组织方式，那么我们政府的维稳方式是否是在用大量的公共财政来救助落后产能呢？政府的社会管理可以理解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方式。

　　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执政党对“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保持警惕。但是，政府永远无法替代社会资本的生产主体。相比维稳，不如基于法治和社会资本的自身逻辑，响应民众的维权诉求，制度化吸纳边缘民众的民主化参与，从而将那种只能通过维稳才能建构、且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稳定，转化为通过发展良性社会资本、制度化吸纳民众参与的韧性稳定。

　　综上所述，投资社会资本的最佳方式是将有限的公共财政用于辅助社会资本生产主体的良性发育与成长，例如促进基础教育、公民社会教育、行会建设、社区建设、宗教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以一种法治的精神，规范各类组织的活动，通过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增强社会结构的密度，从而尽可能将社会成员吸纳进各类社会组织中，提高社会资本增殖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