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边缘化的中坚力量

　　□ 黄震 | 文

　　“庶出”的民企为中国贡献了巨量的就业、税收，以及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他们是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的一群

　　上周参加了一个基金的小型研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利用目前的欧债危机，帮助国内的几家民营企业以债权换股权的方式，进入行业的高端市场。这几家民企代表的现场表现，令受邀参与讨论的各位“资深专家”相形见绌。

　　四个小伙子，均是30岁出头，个个落落大方。他们的背景不尽相同：一个是俗称的“富二代”，替老爹掌管财政的；一个是从大学毕业就在企业工作的“元老”；另外两个是“海归”出身，也在企业浸润经年。在讨论过程中，他们既没有“冲出国门，为国争光”的浮躁轻狂，也没有“你要为我先做什么，我才会为你做什么”的鼠肚鸡肠，而是非常严谨务实地专注于商业的细节。在谈及整个方案的总体设计时，几个人都表现出对于国际商业通行规则的熟稔，且不约而同地都反复提到“尊重”和“信用”等字眼，自信和大气在谈笑风生间自如地流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发动机，却一直是一个纠结的群体。前20年是“妾身不明”，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不明确；后十几年地位倒是明确了，但也是“庶出”，绝非“长嫡”。不过，正是这位“庶出”为中国贡献了78%的就业率，63%的税收(2009年统计数据)。最重要的是，这位“庶出”为中国造就了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此群体大多正值青盛年，已经或正在成为这个国家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的一群。

　　与体制内的“国企精英”们相比，他们的优越感没有那么强烈，显得更加务实；也没有“国企精英”们所必须面对的组织羁绊和人事束缚，奋斗目标更为清晰，价值取向更为纯粹；基于生存的压力，他们的学习能力更强，更善于模仿和创新；尤其在与国外企业投资和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全然没有“主义之争”的顾忌，更专注商业本身，更容易融入全球经济的通行规则和共同价值观。

　　与第一代民营创业者相比，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擅长挖掘商业机会，而非去钻政策法律的空子；他们同样饱受无规则市场的洗礼，但在前辈的引领下，他们更善于在夹缝中寻求空间，在对峙中寻求妥协；他们的成长期恰逢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丰富的信息和便捷的沟通方式，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具国际化；他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而非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这使得他们在国际交流中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他们不愿意，甚而不屑于像前辈那样担负历史的或国家的“重任”，能更从容、更纯粹地考量商业交易本身。十多年前，我曾亲眼见证，一位企业规模颇大的民企老板，因国外合作方没有升中国国旗迎接他，而拒绝进入对方公司的大门。第二代“民企精英”们，应该不会纠缠于类似细节。

　　2010年5月19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就业人数超过7.8亿，其中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应超过6.1亿。按职业经理人占民营企业就业总数的5%来保守估算，这一群体的规模至少应超过3000万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庞大的群体却正在被边缘化——没有自己的组织：“工商联”是他们老板的归宿，“工会”更多的是为工人等弱势群体服务；主流社会没有自己的代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罕有他们的影子；主流媒体没有自己的声音：“长嫡”的言论还忙不过来，哪儿轮得上“庶出”的后生晚辈出声。

　　不过，无论如何，该是关注他们的时候了。

　　作者为投资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