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秀：新的部门利益正在影响国家决策

　　郭丽琴 谭慧

　　入世十年，也是中国的决策者借此助推国内改革的十年。经过十年历程，较为容易的改革领域走完了市场化的历程。随着WTO自身改革滞后，以及全球经济周期进入低谷，造成其国际协调功能及影响力的下降，中国的决策者借助外力推动改革的动力已经开始走弱。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新的利益集团带来的改革阻力也不可避免地加大。

　　对外经贸大学副院长赵忠秀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进一步改革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入世仅仅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改革推手。新的部门利益正在影响中央的国家决策，以及整体开放政策。随着国力增强，一些企业将国内的商业潜规则拿到国际场合，不时受挫。这是下一个十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财富总量增加，分配没有到位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入世十年，中国解决的问题和遗留的改革核心问题都有哪些？

　　赵忠秀：入世谈判一开始时的焦点，是解决当时中美之间的最核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但我个人的判断是，入世是一个里程碑，强化了改革开放的环境，而这种环境保障了后来发展要素配置的优化，还有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此前中国改革攻坚，包括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有一种壮士断臂的悲壮，因为要从过去几十年的体制下转过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家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对朱镕基总理评价很高，与国企改革同一时期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汇率改革等等，这部分攻坚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之后才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而入世则是借助外力，对这个方向做了较大的推动。

　　但是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今天开始放大。核心在于财富总量增加的同时，分配没有到位，导致了现在社会不公的问题。今天看到房地产的问题，看到土地的问题，问题就源于最初资产的所有权实际上并没有明晰，导致过去没有定价的资产，普遍都赋予价值之后，有人暴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的M2(广义货币)在增加，但是相应地和资产也要匹配，1995年M2是6万多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底则达到72万多亿元人民币，但中国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资源资产不断被赋予价值。

　　入世十年，恰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所以有更多农村闲置劳动力到城市来工作。从资源分类来讲，劳动力是一种不可储存的资源，你不用，价值就流失了。而我们的全球化和开放恰恰为劳动力和资源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劳动力的价值得以体现。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得到的报酬可能并不公平，但是要客观地看，历史地看，他在城市务工与在农村闲置的时候，所创造的价值或者说得到的报酬也是不一样的。

　　土地的价值也是类似的，农业用地的价值和工业用地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资产的价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财富的积累增加，并且这个积累的过程是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的。

　　中国人为什么突然有钱了？过去我们守着的东西没有赋予它价值，现在有价值了，并且可以交换了，就可能获得一大笔流动资产，比如，我可以把这个地或者房子卖了获得一大笔钱，可能多达几千万元，这些资金是有实实在在的购买力的，这个购买力的去处，要么买房子，要么吃穿用，要么旅游，但并不能及时都消费掉，所以就会导致一些财产性价格上涨，比如房价、艺术品等等涨价，因为要和这个流动性相匹配。

　　目前的问题是，央行不断地发行货币，可是货币一旦流入到实际经济体中，就水到田头死，就是到田头以后即被稀释掉，被占用，有些资金并没有形成运营资金，所以，企业同样感觉到运行资金很短缺。原因就在于，这些资金一旦注入到土地，就和土地结合了；一旦和资源，和字画结合，这个钱就被占用了，而原来这个字画很可能是没有价值的。

　　民企并不天然地优于国企

　　日报：说到社会不公的问题，就会让人想到这十年来围绕“国进民退”及“国退民进”的争论，你认为目前“国进民退”产生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赵忠秀：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的现象。经过上世纪90年代改革改造以后的国企，已经变成了新国企，对市场的灵敏度，要比过去好很多，不能否认国企的一些科学性。过去的国企，实际上还是个行政性公司，现在已经市场化了，虽然顶层最核心的东西还没有改变，但是其实也改善了。

　　我觉得现在新国企的经营管理水平要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好很多，也能汇集一些最聪明的人在那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排除有内部人控制。因为虽然都是国家所有，但是可以通过掌握收益权，给内部的员工工资、补贴发得很高，这也是社会较为不满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要天然地认为民营企业是有效率的，民营资本有它天然的缺陷，比如华人企业做实业的很少。中国的民营资本都有这个问题，过度依赖一个精明能干的老板。大部分企业的成功并不是依赖于企业本身的能力，而是来自于外部环境，处于中级发展阶段，或者说，你只要在位，就有机会，因为处在经济扩张时期，没有经历过周期的洗涤，而一旦经历了大萧条，你看多少企业会死掉。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民营企业未必会比国有企业活得更好。

　　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并不一定天然地优于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改善，准入壁垒主要集中在央企，比如核电、铁路只能央企来做。大家所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央企一旦撤出了政策的保护，竞争力到底还有多少；以及盈利的增长有多少是来自于自身的竞争力，还是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带来的租金。

　　中国潜规则不适用于国际市场

　　日报：有人说，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内的谈判者远远刁蛮过对外的谈判者，你是否赞同？

　　赵忠秀：我同意，改革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入世仅仅只是一个改革的推手，还是技术层面的，事实上，入世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靠外部压力来推动内部改革，因为那个时候国企改革非常艰难。所以，当时就说我们要遵守国际规则，实际上是要靠外部的压力来压国内改革，所以当时很多国企部门抵抗不了，因为这是政治决策啊。

　　但是现在，新的部门利益甚至会影响中央的国家决策，以及整体开放政策。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目前面临的FTA谈不下去。比方说，中国现在要和海湾国家进行自贸区的谈判。就是因为中石化反对开放国内的炼油市场，导致我们和海湾国家的谈判谈不下去。因为自贸区是要互利互惠的，海湾国家来不能只买中国的轻纺工业品，也需要介入中国的下游炼油系统。农业部跟挪威谈渔业合作，最终没有开放，农业部最终给出的原因是由于有一种鱼中国不产，但是由于这种鱼好吃，国内民众可能就不吃国产鱼了。这些例子太多了。

　　此外，一些国内的官员将对自己国内部门的控制能力的自信带到了国际场合，并且越来越明显。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过早显示出了这种所谓的霸气。这个分寸需要把握，不是说要韬光养晦，而是说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应该是有实力也比较内敛，让人从中感受到我们的分量。

　　而一些国企，也将一些国内的处事原则，或者潜规则，推己及人，用到国际上去。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失败的根源，就是把国内的某些经验拿到国际上去。很多项目亏损，明知道亏也做，就是因为误以为在国内可以赖账，到国际上也会行得通。

　　类似这些中国本土特色的商业活动，在国际上行不通，受到冲撞。这是下一个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金融体系不太可能过快放开

　　日报：中国的决策者曾把入世纳入推动国内改革的大战略之中，那你觉得下一步改革的推动力在哪？

　　赵忠秀：这涉及到我们对WTO怎么看，以及中国道路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们过去把WTO放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位置来对待，其实WTO自身也是需要改革的。它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里面也挺弱势，因为WTO毕竟是各成员方协商一致的场所。虽然它有裁量权，但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制执行权力的组织。

　　过去我们需要它，所以给了它足够的尊重。但未来十年，中国的道路和WTO所倡导的，实际上有某种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目前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我认为是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化，也出现金融危机了，也到了反思的时候了，所以在这点上，中国的道路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市场。

　　日报：现在另一个改革的艰难领域在于以人民币汇率以及利率为代表的金融领域改革。你认为如何改革才能既保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又能够顺利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利率市场化进程？

　　赵忠秀：在这个汇率政策变革的问题上我挺悲观的，汇率问题不是单兵突击，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是相联系的。

　　企业竞争力的测量应该是，如果不依赖压低工资，降低环境成本，依然有利润，这个企业就是有竞争力的。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门槛太低，你到浙江，一个农民随便开个厂他就能生产，就能赚钱，没什么技术含量，然后大家就抄袭，没有创造。为什么德国制造做得好，人家就是精细，有积累，我们就是没积累。中国是一个不需要企业家的地方，你只要有机器就能干活，不挣钱了，就关门完事了。所以中国企业少有生命周期长的。温州曾有3万多家制鞋厂，现在据说只有几千家了，很少有像奥康这样坚持下来的。如果真的想活得长远，需要让大家意识到优胜劣汰其实是个好事情。

　　目前金融体系是人为地扩大息差，保证金融企业盈利。中国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规制被干预的市场，一旦要完全放任它，它的波动会非常大，就好像大蒜和姜的价格一样。所以我相信金融体系会非常小心，不太可能过快地放开。

　　赵忠秀简历

　　● 1966年3月生，江苏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198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获学士学位。

　　● 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 2000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 1997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2003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 1991年7月起，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任教。

　　● 1997年6月起，历任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院长、校长助理。

　　● 2011年5月，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