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校车安全还有多少深层问题待解

　　□李公明

　　近日温家宝总理要求有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制订《校车安全条例》，并且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校车工作所需资金，从法制和公共财政的根本途径上保障校车安全，也可以看作是对民意舆情最好的回应。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并非没有由国家出台的校车安全标准。2010年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明确规定校车运载学生人数不得超过核载人数、必须安装“汽车黑匣子”、至少应设两个应急出口以及每个座位必须配备安全带。按照这个标准，恐怕中国现在运行的校车合格的很少，只有贵族学校和某些重点财政投入学校可以做到。对于广大的社会底层来说，新校车造价不菲，无数的农民工子弟小学买得起吗？在连旧车、破车都要严重超载的情况下，新标准是不是太奢侈了？对此，人们早就提出应该强化政府责任担当，加大财政投入，把校车费用纳入公共教育经费预算。

　　因此，这次温总理把安全法规和公共财政投入的问题同时提出，的确是回应了这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但是，一谈到公共财政投入，分配的正义合理与否又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早已使人们深深地懂得：教育投入依据公办与非公办内外有别、同是公办也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等等，都使人们不敢奢望公平与正义的校车分配会自动降临。

　　还有，一直以来许多教育专家都指出必须从教育机制改革入手，通过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实现小学生基本就近入学，这是降低学生上学风险的根本举措之一。而且这也是在《义务教育法》上明确规定的，一所学校的辐射半径是3公里，以保证学生就近入学。但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方向却是撤点并校，使幼儿园、中小学校更为集中。当然，理由总是有的，但却没有把校车的安全作为撤点并学的基本前提。当我们炫耀国力如何强盛的时候，却怯于公布对校车的公共财政投入与分配，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合理的公共财政投入和比较完善的校车管理体系。

　　最后，从国民的性格来看，中国的家长(尤其是家庭条件较好的阶层)大都对自己的小孩有很深的溺爱情结，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却又远远没有形成尊重儿童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氛围。如停课组织少年儿童欢迎领导、在风雨中或烈日下载歌载舞等等屡见不鲜的情景，以及底层社会迫于生活而无法关爱子女却通常得不到来自公共制度的同情和援助等惨况，正是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缺失对儿童价值的尊重的表现。在美国，校车在法规上堪称“特权车”，有优先通行权、握有 “STOP”标志牌的禁止通行权。而在我们的现实中，只有成年人的“车队”可以拥有这些特权。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缺失与扭曲，少年儿童(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子女)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是危机四伏。从毒奶粉到危险校车、从校园暴力到教育歧视，出台再多的法规也难以保障实现儿童成长的安全环境。 (作者为广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