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中国转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张茉楠

　　入世十年前中国和世界都没有预想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改变。应该讲，入世十年，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年，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与世界分享，实现共赢的十年年，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中重新定位，由参与到引领的十年年。这十年中国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市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而未来十年，中国在全新的经济格局中将会面临更大的内外部压力，这是对中国经济新的更大的挑战。

　　一、入世十年中国对外投资渐入“佳境”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与贸易增长密切相关

　　可以说入世十年，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全球贸易大国。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全球第一，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过去五年中，我国对外贸易从初期快速增长，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急剧下滑，再到2010年实现快速恢复，五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9%，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同时，出口由世界第三位跃居首位，占全球份额由7.3%上升至10.4%。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希望通过在国外投资设厂的方式，扩大其市场份额，同时带动国内产品销量和服务的提升。

　　(二)对外投资逆势而上，投资规模急剧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3-2010年，中国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54.1%，近几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全球FDI总流出量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持续增长后连续三年下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危机并未改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大幅减少的背景下不降反增，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32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0.4万亿美元。以此为基础计算，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5.2%和1.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居全球国家(地区)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据预测，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递增速率测算，投资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存量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海外投资和吸收外资1∶2的比重可望在2015年前后升至1∶1。而随着中国企业迈出了出海并购的步伐。目前，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8∶1，上升至2010年的不到2∶1。“中国资本”正跃居为全球投资领域引人瞩目的力量。

　　(三)多地区、多领域中国对外投资“全面开花”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且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这些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四)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为对外投资“保驾护航”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加速推进，并已经在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债券市场融资、离岸资金回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香港离岸市场规模已经初显，主要流出、流入渠道正在发挥效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增速令人瞩目，2010年达5063亿元，今年上半年则增长到9575.7亿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7%。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已经攀升至5100亿，占香港外币存款的17%，非美元外币存款的44%，成为了香港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有超过70笔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发行量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回流机制也基本成熟，包括了在岸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人民币FDI等多种方式，对人民币成为资本投资工具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目前离岸市场已经发展出了与对外投资相关的融资、清算、财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产品业务，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不断丰富完善，从根本上促进香港形成一个自我循环、不依托母国市场的离岸市场，为国际资本接受人民币搭建了平台，从而为以人民币为投资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对外投资尚处初级阶段未来投资发展潜力巨大

　　不过，尽管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五，但从存量规模上看，与传统投资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3172.1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另有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从投资存量的地区分布看，亚洲、拉丁美洲是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71.9%和13.8%，而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存量比重仅为9.4%，这说明我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二、“两个转变”推动中国走上对外投资大国之路

　　事实上， 加入世贸后，中国国家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有了飞速变化，也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渐进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始终不停地改变着中国的发展脉络和轨迹。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累积，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面临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工业化阶段，需要中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阶段，需要全球化配置资源，因此“两个转变”推动中国迈向对外投资大国。

　　(一)“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

　　中国对外投资提速，既有对外产业布局的考量，亦有通过调整资产结构、而从更深层次上看，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

　　一是“双缺口”已经变成“双剩余”。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国际投资政策是以鼓励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要特征的。限制对外投资与鼓励吸引外资具有相同的逻辑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同时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而限制对外投资可以同时防止这两个缺口扩大。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目前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的局面。在“双缺口”基础上形成的鼓励吸引外资和限制对外投资的逻辑均已经不存在了。

　　二是进入对外投资的历史阶段。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IMF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382美元，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我们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有的环节不断扩展。中国市场日益庞大，并正在成为我国规模经济型产业的优势来源。我们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投资母国之一。

　　事实上，“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一国向成熟型国家发展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以日本的发展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外贸易创造了经济腾飞之后，日本就逐步加快了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鉴于对外投资对继续实现经常收支的巨额盈余越来越重要，日本内阁经济财政咨询会议2005年4月通过了《21世纪展望》，首次提出 “投资立国”理念，强调日本要充分运用特有的经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展全球性的投资活动，真正走向“投资立国”。截至2009年，日本已经连续19年成为全球海外净资产最高的国家，也就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表中，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盈余就超过了贸易盈余，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的转变。日本已经从一个“未成熟债权国”向“成熟债权国”走出了第一步。帮助日本腾飞的那一代日本人已经带动日本全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但逐步增加的投资盈余将继续保持这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削弱“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如今也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挑战，例如“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或将何时出现以及“人口红利”何时消失。尽快推进中国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不仅将使中国从全球生产中心上积累的竞争力延伸至全价值链生产中，也将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困扰。

　　(二)从“债权投资”向“股权投资”的转变

　　入世十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年均增长28.3%。从1996年中国外汇储备底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到2006年突破1万亿大关，用了十年时间，而到2009年突破2万亿大关再到2011年突破3万亿大关，五年时间就迈过了三个台阶。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975万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0.3%，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储的三倍，接近德国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3.5万亿美元)。如果按照人均计算，3.2万亿美元外储相当于我国每人持有2386.68美元；如果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算是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1.08倍，占2010年GDP的一半以上，外储已经成为我国国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利益分配过程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尽管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中国却一直扮演全球“储蓄者”的角色。根据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截止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对外资产达43948亿美元，对外净债权为19340亿美元，然而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174亿美元，加上对外股本证券投资632亿美元，总规模仅为3806亿美元，在海外资产中占比不到10%，在对外净债权中占比不到20%；而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国债等债务性资产。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效益。

　　数据显示，近二十年来，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总体上都呈上升态势，但前者增速明显快于后者，1982－2009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48%和6.99%。截至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3948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7%；对外金融负债24608亿美元，增长5%；对外金融净资产19340亿美元，增长8%。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为31156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1%，而储备资产中主要是外汇储备，一季度末外储规模为30447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而对外直接投资为3174亿美元，占比仅为7.2%，而相比之下，24608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为15260亿美元，占比达到62%。

　　当前，中国对外负债的回报率，也就是负债成本，远高于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3%-5%(现在还不到2%)，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相差近3倍，凸显出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失衡局面。

　　此外，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也加大了储备资产的侵蚀风险。中国外汇资产最大风险在于对美国国债的风险敞口，作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对象，中国持有美国债券规模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6.8%。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reasury International Capital,简称TIC)显示，截止今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16万亿美元，继续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在全球债权人中居第三)。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由2000年3月的714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11598亿美元，占外国投资者持有总量的比例也由2000年3月的8%升至今年5月的25.7%(5月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达4.51万亿美元)，持有美债规模占外储资产比重达到36%以上。

　　未来，美欧国家债务风险将长期化，而作为全球货币锚的美元超发直接导致外储资产大幅缩水，使中国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资产缩水的风险之中。因此，中国一方面用贸易盈余转换成的官方外汇储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支持美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承受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带来的内部经济困局。如何扭转这种失衡，转变中国国家资产结构，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

　　三、“走出去”非坦途：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与困境

　　展望未来，中国大规模资本出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走出去”的道路也并非坦途，除了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以及各类经济风险之外，中国走出去更多的会面临战略上的风险。

　　(一)投资失利风险高凸显中国海外投资全局战略的缺失

　　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而另一方面，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我们不熟悉、不可预知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我国“走出去”规模日益增加，投资方式上从相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投资、兼并与收购等发展，“走出去”的目的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转移。这样，也就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

　　(二)全球保护主义风起中国“走出去”将遭遇各类投资壁垒

　　在中国海外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家会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就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这其中美国很多领域并非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2008年华为公司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此外，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屡屡受挫，领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被其认为的战略安全领域。

　　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加以阻止；

　　而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意挥舞投资保护大旗。2009年2月，印度政府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领域参与的程度；2010年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三)资源定价权旁落将可能导致海外投资成本进一步上升

　　当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作为开放型的经济贸易大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高进口依赖性，应使得中国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然而，实际上，由于国际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生产供应，大部分由少数大型垄断跨国公司控制(例如，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与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三大铁矿石巨头，控制着全球70%多的铁矿石资源)，以及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卖方市场”特征，中国在这些重要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数量及价格制定上，往往处于被动局面。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国际战略性能源与资源的市场价格，受世界经济景气状况、金融市场波动、投机以及海运运费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严重不确定性，2007 年以来国际石油、铁矿石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减少重要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给国内贸易和需求企业带来的生产和经营困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行合资、收购、控股或参股海外能源与资源的勘探、开发与生产，以逐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就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设置各类投资壁垒抬高中国海外投资门槛。上海有色网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除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锌精矿占中国当年锌精矿进口总量的35%，排第一；铝土矿约占24%，排中国铝土矿进口量的第二位；铅精矿以13%的占比仅次于秘鲁、美国，排在第三位。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最近宣布，计划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到了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由于铝、煤炭和矿石领域正是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希望在澳大利亚投资开拓的主要产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入世是中国国家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起点，但是未来的道路则更加曲折而充满挑战。